清朝平定台湾的成功原因
第一 ，郑氏政权问题实质上是明末清初统一战争的余绪，所谓“分久必合”，在清朝实力各方面具备压倒性优势的历史背景下，清朝消灭郑氏政权而统一全国的潮流不可阻挡。清兵入关后，经历了顺治一朝的战争，基本上平定全国大部分地区，实力日益强大。郑氏集团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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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完整，对台湾、澎湖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多次发生内乱以及同清军交战失利，郑氏政权力量日益衰弱，无法阻挡清朝收复台湾。
第二，清朝最高决策层坚持平定 台湾的目标。 康熙年间清政府与郑氏集团多次和谈，郑氏政权坚持要求参照朝鲜之例，作为清朝的附属国而存在。清朝官员针对台湾问题也存在不同看法，如主持福建水师事务的万正色曾言“宜沿海设戍，以固疆隅，不可轻议进兵，以滋劳扰”，认为“台湾难攻，且不必攻”，姚启圣等则坚持攻台主张。面对朝廷内外关于平台湾的争议，康熙帝始终坚持郑氏政权不可参照朝鲜国之例的底线，虽然暂时搁置平台战争 ，却依旧下令“如有进取机宜，仍令明晰具奏”，仍不放弃收复台湾的机会。在姚启圣、施琅等人的坚持和进言下，康熙帝及时把握时机，乘着台湾内乱而人心动荡的有利形势，果断命令施琅收复台湾。
第三，清朝针对平定台湾之战做好 了充分准备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藩之乱接近尾声，清朝开始有能力集中东南数省的军事力量对付郑氏集团。清军在平定金门、
厦门之前，就调集岳州百艘鸟船以及江南百艘战船至福建，并调集湖广等地区的西洋火炮 ，增强福建水师火力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福建水师简选精兵二万余人 、战舰三百艘。同时，康熙帝命姚启圣审度郑氏情形。事实上早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姚启圣就派人到台湾刺探岛上山川形势、物产风俗等，今藏于北京市档案馆的《剿抚澎台机宜》可窥其貌。除此之外，清朝启用了施琅、朱天贵等一批精通海战的将领，对郑氏集团了解颇深，在澎湖之战中作战英勇，表现卓异。清朝在战备物资、兵力、情报等方面对平定台湾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四，清朝广施恩德，坚持招揽郑军将领，双方力量此消彼长。清朝与郑氏集团对峙期间，对归顺的郑氏将领，清朝不仅予以高官厚爵的优待，还予以充分的信任，仍令其领兵作战。清朝多次颁布诏令招徕郑氏将领，只要来降,“不惟仍赦其罪 ，仍一体分别封官”。如康熙二年，郑经杀郑泰（郑成功堂兄） ，郑泰之弟郑鸣骏、其子郑缵绪等率兵归顺清朝，分别受封遵义侯、慕恩伯。郑军将领朱天贵归顺清朝后，清政府也令其参与澎湖之战。郑氏将领的大批归顺，
不仅令清朝获得一批实力强大的水军，也进一步削弱了郑氏的军事力量。
清朝平定台湾，使得自古以来就与大陆关系密不可分的台湾，统一于清朝中央政府的管辖。这不仅成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有力证明，也反映了国家统一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历史传统，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与法理不容篡改，任何试图将台湾分裂出中国的行动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会上指出，“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的，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正像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 顺 之 则 昌 ， 逆 之 则亡’”。两岸关系是中华民族兴衰起伏的时代缩影，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台湾问题终将得到解决，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刘文鹏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学敬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吴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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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纠正不良会风的思想与实践
◎文/ 黄君婷 叶文举
邓小平十分重视纠正和改进党内的不良会风，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等不良会风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就如何改进不良会风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思想方法。
邓小平对各种形式不良会风的批评
反对形式主义的会风。邓小平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疾，指出“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1943 年 7 月 2日，邓小平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又发现了一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如过多的群众会议、干部会议，乃至人民武装过多的放哨和操练，都妨碍了农民的耕作。”1956 年 9 月 16日党的八大全体会议上，邓小
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会议次数过多，时间过长。 ……是由于缺乏对会议的规划、准备和领导，同时也由于滥用会议的方式，把许多不需要提到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提到会议上来了”。在他看来，过多过长的会议，不仅压缩了领导和干部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时间，助长官僚主义，还降低了机关的办事效率，使机关陷入“文山会海”的泥淖。
邓小平严厉批评讲话冗长、内容重复的会议发言。 1956 年 9 月 13 日，邓小平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的《发言稿要短要多样》讲话中，严肃指出代表们为党的八大的发言稿“一写就是三千几百字，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稿子长了，就要减少很多人发言。我们不是提倡一千几百字吗？这样的稿子现
在还没有一篇，希望同志们能够拿出这样的稿子”。邓小平还进一步批评道，“稿子讲的问题很多是重复的”，例如“上海和天津都是讲资产阶级问题。 ……意思完全一样，里面的分析都差不多”。1980 年 2月 29 日，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指
出 ：“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 ；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邓小平认为，会议中大发议论，讲话不着边际，将大大降低会议的效率，且众口一词，讲重复的问题，会“显得‘曲子’很单调”，思想也无法得到解放。
反对官僚主义的会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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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等是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官僚主义的产生，会严重“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官僚主义的会议主要体现为讲话撰文思想僵化、脱离实际，会议中盛气凌人、强迫命令、独断专行。
邓小平十分反对写文章靠秘书、唯上唯书的思想懒惰 问题。1975 年 7 月 14 日，邓小平在《军队整顿的任务》这一讲话中指出，某些领导“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写的稿子都是照着报 纸抄的，那不是八股？”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 向前看》中再次指出 ：“书上 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 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在邓小平看来，写文章靠秘书、靠“搬”、靠“抄”都是官僚主义作祟，这种充满八股习气、不经思考而形成的 文章，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邓小平要求坚决纠正某些领导在会议上官气十足、专断独行、严重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的不 良现象。1956 年 9 月16 日，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全
体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会议中的个人包办的行为，“他们既没有使会议的参加者对于所要决定的问题，在会议以前具有思想上的准备，在会议上，又没有造成便于展开讨论的气氛，实际上形成强迫通过”。1980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再次谈道 ：“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党内讨论重大问题， 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作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在邓小平看来，这类“家长制”会议是“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必须加以纠正。
反对关门主义的会风。关门主义是忽视或排斥党外各种积极力量和因素，认为仅仅依靠自身力量就可以取得胜利的一种“左”倾思想。之所以形成这种错误的思想，是因为某些同志“把党理解为一个狭小的宗派团体，而不是一个领导中国革命的群众性的政党 ；他们往往夸大党外人士的缺点，不善于或不愿意与党外人士共事……他们往往在工作中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尚以为自己总是对的、人家总是不对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就敏锐地注意到，关门主义这一不良风气已经渗透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中，严重影响了党的团结。1950 年 3 月 6 日，邓小平在中共川东区委扩大会议上指出 ：“全国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地方很多，但没有开的也不少……中央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半个月后就应该开代表会议，事实上我们没有办到。半个月是否就有问题可以讨论呢？有的。各种问题都可以讨论，但就是没有开会，这就叫关门主义。”除此之外，某些地区“怕代表成分不好、掌握不住”，或觉得对方“稍不顺眼”，“就不要他们参加会议”，这也是关门主义。邓小平认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形式，“也是我们团结大多数人的基本形式，不能看作是无足轻重的问题”。
邓小平还坚决反对党内人员在同党外人士开会时“一意孤行，把持包办”。1950 年6 月 6 日，邓小平在《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的讲话中指出 ：“党外人士把共同纲领背得烂熟，在讨论工作和政策时，能够引经据典，充分说理。而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却往往瞠目不知所对，有的甚至最后拿出蛮不讲理的本事来。”1951 年 6 月 25 日， 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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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在《永远记取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的讲话中再次谈道 ：“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并号召“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倘若任由关门主义滋长蔓延到开会中，会使党和机关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地步，不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邓小平纠正不良会风的方法
邓小平非常重视纠正不良会风，不仅总结出其严重危害，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症结，而且“对症下药”，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坚持问题导向，注重会议实 效。1978 年 6 月 2 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 ：“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邓小平认为，会议只有真正解决问题，才能获得实效，否则只能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走过场，流于形式。那么，怎样开会才能解决问题呢？邓小平继而指出 ：“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
实际出发。”为此，邓小平要求与会人员应“学会用自己的话来讲文章”，“坚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坚决摆脱“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就是对的这种错误的心理”，反之，“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上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应运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来指导开会，否则，“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规范党内会议，加强民主集 中。1956 年 9 月 16 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针对“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邓小平提出从会议制度上加强党的集体领导。首先，邓小平明确指出 ： “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在邓小平看来，主张巩固集体领导，并不是为了降低个人的作用，相反，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为了避免会议中的“权力过分集中”现象，邓小平在会上重新强调了中央于 1948年通过的关于建立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并指出 ：“一切提到会议上的问题，都必须经过讨
论，允许提出异议。”若在讨论中出现重大的意见分歧，且问题不需要立即解决，应该“适当地延长讨论，并且进行个人商谈，以便求得大多数的真正同意，而不应该仓促地进行表决，或者生硬地作出结论。同样，在党组织进行选举的时候，候选人的名单也应该在选举人中间进行必要的酝酿和讨论”，而非形式地点头、举手、表决，让会议沦为走过场。其次，为了使党内的民主生活得到更切实的保障，中央委员会还决定在党章草案中“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 的和县一级 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邓小平指出 ：“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
邓小平还指出，“在党委内部生活中，应该注意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一是树立“班长”这一集体核心。在会议上， “班长”要统筹兼顾、协调各方，“学会‘弹钢琴’，学会当乐队指挥”。二是将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落实至工作中，不同工作问题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日常性质的问题由各分管领导负责点头即可，“如果每一件事情都开委员会讨论，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这样开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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