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靠 自己能够养活 自己
——深切缅怀袁隆平先生
◎文/ 辛业芸
袁隆平先生离开我们已经 两年了，但他的名字依然深深 印在人们心底，因为“袁隆平”三个字是嵌入百姓粥饭、天下 粮仓的重要符号。我 1996 年起给袁隆平先生当秘书，后来任院士办主任，在袁先生身边工作了 25 年， 回忆其间的点点滴滴，感悟先生为人民奋斗的人生底色和人格魅力，仍能 从中获取力量。
“高产更高产”
袁隆平先生因一个改变世界粮食格局的发明，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穷其一生不断挖掘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对于
产量优势的潜力价值，把水稻的高产、更高产、超高产作为终生目标来追求。
1999 年 8 月， 正 值 第 一期超级杂交稻攻关时期，袁先生到云南永胜县涛源乡考察第一期超级杂交稻先锋组合的种植示范。这个组合由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与江苏农科院合作选育，也是袁先生提出超级杂交稻理想株型的原型，此后超级杂交稻的理想株型以及研究思路在国际上引起关注。涛源纬度低， 海拔高， 光照强，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地理气候条件很特殊。到达涛源的当天下午，袁先生就马不停蹄地奔赴田间察看情况。只见稻
田中杂交稻呈现高产态势，垄边稻穗形成一条金色镶边，蔚为壮观。那天晚上，袁先生再一次做了他那著名的禾下乘凉梦，这次梦见的杂交水稻像一棵大树， 一棵树冠很大的树。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给我讲这个梦，可见袁先生头天有多兴奋。后来经测产，这块田产量折合亩产为 1139 公斤， 是当时水稻种植的世界最高单产纪录。袁先生高兴地说 ：“我们培养出了一个奥运冠军！”袁先生的禾下乘凉梦，就是追求水稻高产的梦。他说 ：“我这个人呢贪产量，有人贪财，我贪高产更高产。”
后来， 袁先生提出良种、
讲 述
良法、良田、良态——“四良配套”措施，并在云南个旧设立院士工作站。我们云南院士工作站的团队与南京农大凌启鸿教授栽培团队合作，利用云南独特良好的生态，从 2009 年起， 每年实施“四良配套”超高产攻关示范，其间屡创新纪录；2018 年，百亩示范经科技部组织的专家测产，平均产量达到 1152.3 公斤， 成为水稻大面积种植世界最高纪录。此后 3 年的百亩示范都过了亩产 1100 公斤。袁先生说 ：“我很满意，但是还不满足。”2020 年 12 月 20 日，袁先生在海南三亚召集开会，这是袁先生去世前召集的最后一次会议，他在会上作了近 40 分钟的动员发言，要求我们努力实现一季亩产 1200 公斤的目标。
我理解，袁先生始终不渝地追求高产，不仅来自纯粹科学上的追求，更来自中国的水稻研究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责任感。民以食为天，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以水稻为主食， 中国人口这么多，是水稻消费大国，需要不断提高产量。袁先生总说 ：“三天不吃粮，英雄变狗熊 ；没有
袁隆平 1965 年 10 月撰写的论文手稿
粮食吃，什么事也干不出 ；一粒粮食可以救活一个人，一粒粮食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这正是一位粮食守望者的心声。
袁先生去世前， 明明身体很痛苦，但我们在 病床前陪护，却从没有听到他对痛苦的表露，哪怕是呻吟一声。袁先生只关心杂交水稻， 问杂交 水稻的种种情况。直到 4 月下旬，离去世不到一 个月了，袁先生对我说 ：“你帮我写个报告， 我 要申请退休！”然后又说 ：“还是我说，你写！”于是他口授 ：“本人由于身体的原因，不能继续 研究杂交水稻了，申请退休。”他真的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呀！袁先生没有交代过身后事，心里念 念不忘的就是杂交水稻，杂交水稻就是他的整个 世界。临终前，袁先生还和我们一起唱他最喜爱 的歌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 …
“是什么就是什么”
每年到了水稻成熟季节，袁先生都会派研究中心的栽培专家去全国各个示范点取样调查，除了调查，还要测产，有的点不只去一次，所以我们的栽培专家非常忙。
记得 2011 年，第三期超级杂交稻攻关已历经 7 年，之前每年到测产时， 以为能达标，但一测产又没过。这一年测产之前，调查显示有可能过，于是得到消息的中央电视台准备连线直播。
大家担心，面对直播，万一最后没有过怎么办？记得当时袁先生对我说 ：“就算没过也没有关系，科学研究本来就是探索的过程。”后来测产结果为百亩平均亩产 926.6 公斤，超过了亩产 900 公斤的目标要求。
2016 年，超级杂交稻攻关工作进入每公顷16 吨的第五期目标， 即每亩 1067 公斤。湖南武冈的示范点早早地就被媒体爆料，但是袁先生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派研究中心的专家反复到点上调查核实，实际数据不很理想，最后测产亩产
没上 1000 公斤。对此袁先生很坦然， 他说 ：“搞科研， 也是像跳高一样，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即使跳不过， 也可为后人积累经验，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2008年，我在博士论文答辩前，将论文送给袁先生审阅。我做的是超级杂交稻杂种优势分子预测研究，在筛选影响产量及其构成因子性状的杂种优势阳性位点和增效位点中，我得出具有显性作用的位点占90%左右。我本以为袁先生认定杂种优势必定是超显性效应，而我做出的却是显性，于是有点胆怯地向袁先生汇报。我想象着袁先生一定会觉得遗憾，但袁先生却说：“你做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禁感慨，这是真正的大科学家讲求科学与求实精神的具体体现。后来我就在学位论文里大胆地写了“该结果支持杂种优势显性遗传基础假说理论”的结论。这在现今先进的研究手段下得到更多的研究验证。
“这是万里长征的继续”
1999 年 8 月 去 云 南 永 胜看超级稻，我们坐的车在金沙江河谷地段走，两边的高山夹着水流湍急的金沙江，非常险
峻，此情此景激起了袁先生吟诗的兴致。他把毛泽东的诗《七律·长征》吟诵了一遍，然后说： “毛泽东的诗词有气魄， 红军在那样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他却说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都是走泥丸嘞，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其实红军长征是在特别艰苦的情况下做的这件事。”后来， 中央电视台《朗读者》栏目要来做节目，袁先生再次朗读《七律 ·长征》。
当时我不太理解袁先生对这首诗的钟爱。直到 2021 年袁先生去世，年底的时候，我在我们中心的档案室泡了两天，想看看袁先生的一些老档案。结果我在档案资料中找到了答案。
1969 年底 1970 年 初， 袁先生带着助手李必湖和尹华奇在云南元江“南繁”，此前杂交水稻研究进行了 6 年，他们用 1000 多个品种做了 3000 个杂交的试验，都没有获得不育株和不育度均达到 100% 的不育材料。前段时间李必湖老师回忆 1970 年在云南的情况时说 ：“我们身处山穷水尽的绝境。”我想象着当年情绪低落的他们， 在一天的劳作之后，在案前挑灯讨论、思考的场景，袁先生拿着实验记载本仔细研究，讨论问题症结所在。为此他们度过了多少个难眠之夜。而且当时还遇到了滇南大地
震，他们住的房子倒塌，在操场上搭窝棚住了三个月。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咬 牙坚持， 没有放弃。关键时刻，袁先生召集三人会议，他果断提出 ：“我们不能吊死在一棵 树上， 要广开思路，广辟途径，研究新的水稻雄性不育材料。”袁先生提出了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新设 想， 探索研究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新途径。新设想使处于最低谷的杂交水稻研究最终渡过了难关， 在寻找野生稻过程中， “野败”的发现突破了杂交水稻研究的技术瓶颈，为选育保持系打开了突破口。
如果说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是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拨云见日，重新确立了红军前进的正确方向， 那么 1970 年元月的云南元江会议，在杂交水稻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从此杂交水稻繁育工作一路高歌、所向披靡，直到夺取最后三系配套的胜利。由此我更加意识到杂交水稻从无到有的过程，是多么艰难又多么伟大。袁先生把杂交水稻发展历程比作红军长征，其实还表达了一种面对艰难险阻时，不但要有克服困难的大无畏精神，还要有乐观积极的态度。后来，再遇到任何问题，袁先生都从容面对。
搞研究怎么可能是一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