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警告与威胁
夫谗谮媢嫉之害，历代皆有，而明末为甚。公家之事，置若罔闻，而分树党援，飞诬排陷，迄无虚日，以致酿祸既久，上延国家。朕历观前史，于此等背公误国之人，深切痛恨。自今以往，内外大小诸臣，应仰体朕怀，各端心术，尽蠲私 忿，共 矢（誓 ）公 忠， 岂独国事有裨（益），即尔诸臣，亦获身名俱泰。倘仍执迷不悟，复踵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交结朋党之罪，尔部可即传示中外，使咸知朕意。
所谓“ 殷鉴不远， 在夏
后之世”，前朝亡国教训对于新朝来说总是有着特别警醒的意义。清初统治者对明末政治弊端有着深切的反思， 明代朋党之争正是其中为祸甚烈的一种。康熙将朝中的朋党之害与明末党争联系起来，就是要告诫诸臣切勿重蹈明亡覆辙。这就相当于把朋党问题提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上来，从而对背公误国的党人予以当头棒喝，促使全体臣工将精力集中到公家事业中。此谕最后，康熙对大小诸臣提出希望并予以最后的警告，其谆谆之诫一方面显示皇帝对臣子的体恤宽大，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强硬的力量和意志。也正是由于康熙控驭得力，朋党之争在康熙朝虽不绝如缕，但是恰如乾隆后来所评价的那样，“要不至如明代之严嵩、温体仁辈窃弄威福，竟敢阴排异己，潜害忠良，举朝侧目而莫可谁何也”。
欧阳修曾撰《朋党论》以区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以为“小人之朋”为害而“君子之朋”则否。事实上唐、宋以至明代都有“君子之朋”贻误国家之实，如明代的东林党人向称“清流”，其实颇不乏党同伐异、空谈误国者。康熙在此谕中提到明末党争，将这些人一笔抹杀，是深可玩味的。朋党成则门户之见立，
很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的“君子之朋”最终只能成为消耗朝廷元气的罪人，“小人之朋”就更无足论了。清代的顺治、康熙与雍正都极力防范朝臣朋比为奸，虽有一定收效，但朋党之害在清朝仍难禁绝。其根本原因在于朋党本就是依附皇权而生，《荀子 · 臣道》已经明确指出 ：“朋党比周， 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由此可见， 只有在制度层面上消灭朋党赖以产生的专制皇权，朋党之害才有可能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