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载物与中国文化之生机
◎文/ 沈立岩
“厚德载物”一词出自《周 易 · 坤卦 · 象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体上看，它延续了殷周以还日益高长的 “尚德”观念，兼容了儒家“崇仁贵义”、道家“师法自然”以及墨家“兼爱交利”等丰富的思想成果，并从早期对大人君子修身为政的道德要求，渐次扩展为以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为基础的人文主义价值理念。随着这一理念的系统化，它成 为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共同价值与共同理想，并对中国文化的独特品格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厚德载物”的内蕴与形成历史
蕴含科学世界观。对“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并不应孤立看待，须与《周易 ·乾卦 · 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合观，方能彰显其完整的寓意。细绎这两句属对精严的象辞，可以说其中蕴含着对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人类与天地万物关系的深刻思考，蕴含着对自立与立人、利己与利他、自存与共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远关切。可贵的是，这种思考和关切并不是从孤立的人开始的，而是涵括
了天地万物在内的整个世界，并把人与天地万物视之为命运交关的共同体。基于这种认知，人的独特价值和能动作用得到凸显，要求君子——具有相应德性修养和行为能力的人——自觉地以天地之德为效法对象，不断自立自强，不断扩大其胸襟与境界，即所谓“厚德”，以兼容并包的态度成就人类与万物的共生共长与共同繁荣。
体现着中华先祖对命运的追问探寻。如此深刻而高远的思想显然不是朝夕之间所能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尚书 · 西伯戡黎》中，当被告知殷商国运已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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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夕时，纣王却觉得难以置信，而发出“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的疑问。如果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天或上帝的意愿，那么人类自身自然无可为之。但是，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诫人们，上帝和天命的眷顾，关键在于人类 自身 的行为及其道德意义。于是在周人的观念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便越来越得到普遍认同。而内修文德、外举礼乐成为周代礼乐文明的鲜明特质，其对中国文化之影响有如“泰山遍雨、河润千里”。
对中华礼乐文明影响深远。 周代之所以能以礼乐文明著称于世，首先是因为周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相应的礼制作为规范。《周礼 · 春官 · 大宗伯》“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即是。至于“五礼”背后的精神内涵，则不出“敬”“让”之外，而以“仁”为其旨归。《孝经》有云 ：“礼者，敬而已矣。”孟
子也说 ：“有礼者敬人。”宋儒
范祖禹更总结说 ：“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 ：毋不敬。”正因为内怀敬人之心，故不能不待之以“让”，而有所谓“让，礼之主也”“卑让，礼之宗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以及“君子贵人
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的表述。这一切之意义所在，盖如《左传·文公十八年》太史克所言： “先君周公制《周礼》曰 ：则以观德， 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则”指礼仪法度，而礼仪法度则被视为“德”的外在形式。
“厚德载物”与诸家学说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当然不是说道德规范完全来 自内在的理性自觉，而无待于外在的客观基础，但道德自律及其所能企及的高度，无疑是衡量人类文明境界高下的重要指标。可以肯定地说，在先秦杰出思想家心中，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人类与世界都是一个利害攸关的命运共同体，需要以最大的宽容与善意去加以保护。而这一切，就是《周易》“厚德载物”说得以问世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源泉。
成为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底色。早在中华文明的孕育之期，史前文明实呈“满天星斗”之势，而中华文明之成形与崛起，即有赖其宽容与兼收并蓄的精神。西周末年的史伯曾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精辟论断，谓“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
尽乃弃矣”，其内涵之深刻可谓前无古人，其指涉之深广堪称无远弗届。它道出了一个无可否认的真理，即无论何种事物，唯有兼容异质因素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正如五行相杂以成百物，五味调和以养肢体，五色相宣、五音相和以悦耳目。如果只能“以同裨同”，则必致“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乃至“尽弃”亦即丧失其存在的可能。这种极富真理性的认识，在人类生活各个方面都不乏启示的意义。
影响儒家“仁”学的形成。孔子的“和而不同”的主张，无疑即上述认识之回响。而将 其与“仁”的观念相结合，则 是儒家学派的创造。弟子问何 者为“仁”，孔子答曰“爱人”，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收徒讲学，亦以“有教无类”为宗旨，不但君子、野人一视同仁，就连罪犯和强盗也不加歧视，其胸襟之博大 有如此者。孟子以“人”释“仁”，视“仁”为人的本质属性，其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言简意赅地道尽“仁”与“礼”的精髓。到了《礼记 ·礼运》，更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 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
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崇高理想。《周易·系辞》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朱熹谓此“德”即“仁”，而“人受天地之气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则生矣”。
与道家基本理念相通。《老 子》虽然有“天地不仁，以万 物为刍狗”的反论，然其“知 常容，容乃公”的主张，其“上 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上德若谷 ”“万物作焉而不辞 ”的思想，尽管与儒家的“卑己尊人”“先人后己”起点与归 趣皆有不同，但其精神却不乏 相通之处。《老子》曰 ：“天长 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 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 其私。”可见效法天地而去私贵公，儒道两家还是有共同语 言的。
对墨家“非攻”思想颇有影响。墨子对儒家的繁文缛礼深为不满，对其背后的等级制度与观念亦不能认同，然其对“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的激烈批判，与其“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及其“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
以此为事者也”的人格理想，同样塑造出一个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仁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