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表明，早在距
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遗址中就曾出土过黄铜片和黄铜管；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曾发现青铜刀，在稍晚的青海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红铜器和青铜镜，其中青海贵南县尕马台出土的一件铜镜为合范铸造，显示了青铜铸造工艺的成熟和进步。在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了更多青铜铸造的文物和遗迹，在山西陶寺龙山文化晚期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件用复合范铸造的青铜乐器铜铃。这说明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
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已揭开了青铜时代的序幕。
中国的青铜冶铸技术独具特色，尤其夏商周三代青铜艺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傲人成绩的取得，应与先民们对黄土地的深厚感情和对黄土可塑性的深刻认知密不可分。
夏商周青铜器的发展历程
青铜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标志性成就 ，是从夏代开始的。作为夏王朝晚期都城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艺 苑
出土有青铜礼器、兵器、乐器和镶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等。这些青铜器虽数量不多、花纹简单，但多数已使用复合范铸造，为商周青铜器持续发展并走向鼎盛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夏代青铜器自一开始就出现礼器和兵器两大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器用于祭祀，兵器用于军事。礼器和兵器的设计和铸造，一直都是夏代的“国之大事”，并成为此后商代和西周千余年间物质文化最重要的体现。
商灭夏后，疆域迅速扩张，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青铜冶铸技术也得到飞速发展。
从考古学上，商代可分为早、晚两期。
商代早期青铜器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体系，尤其青铜礼器体系已相当系统，主要发现于商代早期都城郑州商城和南方重镇湖北盘龙城。青铜器的数量远大于夏代，器类也较为丰富。饪食器有鼎、鬲、甗和簋，酒器有觚、爵、斝、壶、瓿、盉和尊，水器有盘；兵器有钺、戈、戣和箭头。此外还发现不少青铜工具。铸造技术上，除继续采用合范法外，还出现了分铸技术，这无疑是一个显著的进步。装饰花纹大都采用兽面纹，早期偏晚阶段出现鸟纹，偶可见单字铭文。
商代晚期始于盘庚迁殷，延续200余年。该时期设计铸造的青铜器，通常被称为“晚商青铜器”，主要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和周边的晚商遗址中。该时期青铜器的数量和器类都有了极大的扩展，1976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可为代表。该墓出土了200余件青铜礼器和大量的兵器，其中礼器几乎涵盖了晚商青铜器的所有器类，如妇好偶方彝、鸮尊和三联甗，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殷墟所出司母戊大方鼎，是目前所知最大的青铜器，堪为晚商青铜器的代表。晚商青铜器以酒器为大宗，占所有晚商青铜礼器的65%以上，铜觚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
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及其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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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临潼西周窖藏坑出土的利簋
陕西宝鸡贾村镇出土的何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