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民和人类和谐
罗曼 · 罗兰是“土生土长的高卢人”，但《约翰 · 克利斯朵夫》的主人公却是一名德国人。这个身份设定是故意为之。德国人的身份，让克利斯朵夫具备德国质朴的精神，“具有贝多芬式的英雄意志”。然后罗曼 · 罗兰让他去到莱茵河彼岸，领受文雅而自由的法国文化的洗礼，最后在意大利文化中，克利斯朵夫找到心灵的归属地。克利斯朵夫的成长轨迹和精神探索呈现出欧洲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正如书中不断出现的莱茵河——这条横贯欧洲的巨流大河是贯穿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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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脉。小说中的几个重要人物也具有象征意味， 法国人奥里维和他的姐姐安多纳德代表着法兰西文化中的自由精神，意大利姑娘葛拉齐亚身上则体现了拉丁民族的现实精神和对美的追求。克利斯朵夫与他们的交往形成了德、法、意三国的欧洲“三重奏”。在欧洲读者看来，罗曼 · 罗兰因为梦想重构西方精神而被尊称为“欧洲的良心”。
但罗曼 · 罗兰的思想边界远非于此，克利斯朵夫是罗曼 · 罗兰眼中新人类的代表，他的一生实现的是由小我见大我，由个体走向民族，由欧洲趋向全世界、全人类的和谐。克利斯朵夫从一个不断奋斗的贝多芬式的英雄，成为不限于任何一种地域文化精神束缚的世界公民。罗曼 · 罗兰的很多作品，从非虚构类作品《名人传》到虚构类作品《约翰 · 克利斯朵夫》，主人公既不只属于特定国家，也不单纯属于欧洲。罗曼 · 罗兰孜孜以求的是让所有灵魂找到祖国，对世界公民来说，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交响乐中，那些刺耳的不和谐才会被最动听的人类大和谐替代。罗曼 · 罗兰的文学思想虽然不乏乌托邦的成分，但仍然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一颗最广博的心灵给予世界的珍贵馈赠。《约翰 · 克利斯
朵夫》“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世界声誉，恰恰是书中世界公民意识和人类和谐追求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罗曼 ·罗兰、克利斯朵夫与中国
据说，罗曼 · 罗兰在 1925年 1 月写过《约翰 · 克利斯朵夫给他在中国的弟兄们的公开信》，信中说，不管来自何方的人类，都是他的朋友、同盟者和兄弟。
罗曼 · 罗兰以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胸怀，期待着与世界所有文明的会面和互动。他曾 在 1929 年 10 月 10 日 的 日记中说，他特别期待听到的，就是来自遥远而古老的中国文明的声音。最近的档案资料披露，在《约翰 · 克利斯朵夫》出版之后的 20 世纪 20 到 30年代，罗曼 · 罗兰曾与留学法国的多位中国青年友好往来，敬隐渔、梁宗岱、阎宗临和汪德耀曾到瑞士登门拜访大师，傅雷、李又然和张昊与他有书信往来。罗曼 · 罗兰对这些中国青年人亲切友善，他关心他们的文学、生活和工作，甚至在敬隐渔遇到危难时出资相助、用尽心血。他的爱才惜才，他对青年人的热心鼓励，在中法均留下了不少书信、日记的历史印痕，成就了中法文学交流中的佳话。
敬隐渔和傅雷两位先生都翻译过《约翰 · 克利斯朵夫》。傅雷先生信达雅的译文，不仅让这本小说具备了它应有的“英雄之躯”，更为其注入了“华夏之魂”。罗曼 · 罗兰所追求的人与社会、世界的和谐，经由傅雷先生翻译的洗礼后，恰恰是用文以载道的方式，与中国先哲的大同社会遥相呼应。
《约翰 · 克利斯朵夫》的扉页上写着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大师早已知道，这部小说定然是“他乡有故知”。罗曼 · 罗兰与中国年轻的有识之士们的交往，是自由灵魂的相互吸引，也证明了他知行合一的伟大操守和世界主义的广阔视野。从那时起，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青年时代，再到现在，不 同 时代 的 中 国读 者不 断 从《约翰 · 克利斯朵夫》中获得力量和启迪，正是克利斯朵夫那顽强奋斗的无畏心灵，正是在创造中获得精神自由的“吾道一以贯之”，在读者心中爆发出永恒的“震撼力量”。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刘延霞 刘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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