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的画像
祖望在《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中将朱熹之学的特点概括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朱熹之学视野宏远，广泛继承了历史上的文化资源，呈现出体大思精的特色。前人称赞朱熹对百家诸子、佛老异端， 以及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无所不究，“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皆有极深的研究。朱熹穷毕生之力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了全面整理，他是在孔子以后对中华文化传承作出最大贡献的思想家，历史上几乎没有其他人能在研究著述的宏富上望其项背。
在广阔的思想基础上，朱熹延续北宋开启的新儒学运动，充分吸收前代学者的思想营养，最终建立起基于儒家立场的理学体系，维护了中华文
化道统的延续。由于受到佛老思想的冲击，怀有强烈道统意识的朱熹以继承北宋伊洛传统为己任，以二程学说为中心，改造周敦颐的宇宙图式，吸收张载的气化思想，融合邵雍的象数易学，汇纳众流，形成了自己思想体系的澎湃大江，儒学也因此得以重获生机。两宋之后，朱熹理学被元、明、清三朝推尊为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笼罩全中国，并进而辐射东亚地区，成为东亚儒学文化圈赖以形成的主要思想资源。
主敬穷理
朱熹理学的学问宗旨常常被概括为“格物致知”与“主敬涵养”，合称为“主敬穷理”。其中，格物致知侧重学问功夫，主敬涵养则侧重道德培养。朱熹认为学问与德性应两者并进、平衡发展， 体现了《中庸》
“尊德性而道问学”知行一统的思想立场。
格物致知是朱熹理学中最重要也最具特色的理论。“格物致知”来源于古代儒家的重要文献《大学》。《大学》对君子提出“三纲领、八条目”的要求，其中，朱熹最为重视位于八条目之首的“格物”。“格，至也。物，犹事也。穷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格物也就是“即物而穷其理”，接触事物、穷究事物之理的意思。在朱熹看来，事事物物都有理，人们需要超越感官、经验和习俗对事物的认识，达到对事物的理性把握。在此基础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的思想并不能简单停留在关于一草一木的专门性知识上，而要通过对事物之理的具体认识，最终认识到世界乃是由客观物理和道德原则组成的天理世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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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天理世界中，人应当以自然理性和道德理性对待外在世界，克制多余欲望，以此实现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及人的内心世界的永久和谐。
如果说格物致知观念凸显了朱熹理学思想的知性色彩和理性光辉，那么主敬涵养观念则强调了这一思想体系的道德培养和实践功夫。“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谓静中有个觉处”。朱熹认为人涵养德性，关键是在思虑未萌、情感未生之时，努力保持收敛、谨畏和警觉的知觉状态，最大程度平静思想和情绪，心境清明而不混乱，进入一种特殊的宁静状态。而这种状态就是人们培养心性、塑造德性的精神基础。同时，朱熹指出主敬涵养还要贯穿动静，贯穿知行，贯穿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的所有环节。对此，朱熹的弟子曾有过恰当的概括 ：“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
忧国忧民
朱熹平生不喜做官，常常屡召不就。从 19 岁中进士后，到 71 岁离世前，50 多年的时间里，朱熹“仕于外者仅九考，
立朝才四十日”。再加上他性格刚直，不畏豪强，仅有的几次出仕，除去第一次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任满之外，其余皆遭到罢黜。然而作为当时最有声望的学者，无论其居家讲学，还是在外任职，朱熹依然处处体现着一名儒者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
南宋在“靖康之耻”后立国江南，家仇国恨深切。朱熹目睹时局艰困，始终主张政治改革，振起朝纲。他一生曾三次上书宋孝宗，表达他对局势 民生 的关切。1162 年，宋孝宗即位，尚怀洗雪耻辱之志，下诏要求官员进言献策。朱熹早年即同情岳飞，反对议和，看到新君下诏，他慨然写下多年思考，上《壬午应诏封事》。在这篇封事中，朱熹提出两大建议，一是“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强烈要求孝宗坚定主战的立场，“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二是“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意在任贤修政方面多所留意，力劝孝宗“以正朝廷为先务”，勇于因革损益。然而，在整个朝廷妥协苟安的背景下，朱熹虽因上此封事而得以入都面见孝宗，但最终因势单力薄不得不悲愤离开。此后，看到朝廷无志、南宋与金议和之局已定，朱熹深知自己的主张难以在短
时间内实现，但是他并未因此消沉，仍然在国危民困之时，不计个人得失为民请命。数年后的 1180 年，面对天下大旱，朱熹冒着风险第二次向孝宗上书，即《庚子应诏封事》，批评朝廷未能妥善救灾，导致民不聊生，要求朝廷体恤民生、减免赋税和整治军队。1188年，朱熹最后一次面见孝宗后上《戊申封事》，再次表达了他对国家与时局的忧虑，“臣窃观今日天下之势， 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建言孝宗应从“天下之大本”和“今日之急务”着手，唯有如此，方能进治效、强国势、复中原、灭仇虏。终其一生，朱熹以至诚之心，为国分忧、为民请命之意于此可见。
朱熹少失其怙，成年后又因很少做官，生活始终不宽裕，然而他甘于平淡，皓首穷经，继往圣先贤之绝学，构建起理学的大厦，为中国传统文化开出新局。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朱熹的思想仍然具有重要价值，诚如辛弃疾在朱熹逝世后的祭文中所言：“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