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磨灭的思想遗产
通篇来看，《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主旨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并适度地加以评论。全文共十一章，第一章是序言，第二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第三章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体系，第四章讲唯物史观，第五章讲马克思主义“独特的唯物史观”，第六章讲“阶级竞争说”，第七章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进行分析和评论，第八章讲“余工余值说”，第九章讲“平均利润率论”，第十章讲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学说，第十一章从“资本集中论”讲到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总体来看，上篇前七章讲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学说，下篇四章讲经济论。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主要内容。
第一，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 “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李大钊从经济论入手，把经济思想分为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说的个人主义经济学、“目的在社会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目的在道德的革命”的人道主义经济学，指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用科学的论式”，证明“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学“成一个独立的系统”，从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二，李大钊从总体上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三大部分： 一是“关于过去的理论”，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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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是“关于现在的理论”，即“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经济论”；三是“关于将来的理论”，即“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他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全文中，李大钊重点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
关于唯物史观，李大钊指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经济构造的本身又是“最高动因的连续体式决定”，这个最高动因就是“物质的生产力”。他在引用日本学者河上肇摘译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一些段落后，指出马克思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一是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生产力是主动的， “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二是社会组织进化论，即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的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而且，“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
关于阶级斗争，李大钊认为“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的关系”。他引用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从个人利己心出发的解释：“个人的利己心引出由他们作成的阶级的利己心，与分别的努力以外，还要发生一种协同的努力，去从那社会活动的总收入中，取些过度的领分”，继而分析马克思主义阶级竞争学说是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的，进一步指出阶级竞争将从“当初只是经济的
竞争”，“后来更进而为政治的竞争”，“直至那建在阶级对立上的经济的构造自己进化，发生了一种新变化为止”。所以，马克思主义里的阶级斗争只是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李大钊主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着重介绍了“余工余值说”和“资本集中说”。通过“劳工价值论”指出物品中所含的共同元素是物品中所含的劳工分量的大小，通过“余工余值说”揭破了资本主义不公的秘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而在揭破资本主义的不公。因为掠夺工人的，并不是资本家，乃是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家的无情，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
第三，李大钊提示了对待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态度，应是从实际出发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他说，“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他强调， “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