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个人的成长背景和思辨特质为他在
同时代先进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全面研究并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创造了独特的条件。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他的“矢志努力”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对于真理具有热切而不懈的追求。他投考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又“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受到日本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安部矶雄等教授的影响，后又对“民彝与政治”“群众对抗力”等进行深入探讨。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能造出一种由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其实这些学科正是李大钊多年求学的社会科学的知识背景，这在当时中国共产主义先驱者群体中并不多见，为他最早理解并接
受马克思学说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
从社会背景看，俄国十月革命给在黑暗中苦苦摸索的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震撼，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让民族先进分子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和希望。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视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指出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断言“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后又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在欧洲蓬勃发展，马克思学说传到了中国。1899年，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首次提到“马克思”的中文译名。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等人都曾关注马克思学说。李大钊是“从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革命的指导意义上去认识这一学说的价值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正意味着他在探寻导致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同时也就是探寻改造中国的工具。”从俄德奥匈等国的社会革命中，李大钊观察到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同时看到这个学说“也招了很多的误解”，认为很有必要整理零碎的资料，介绍给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1919年5月5日是马克思101周年诞辰。为纪念马克思诞辰，李大钊把他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研究号”，原定5月15日出版，实际出版时
间为9月中旬。该号刊发了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李大钊自己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1—7章）。此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8—11章）在第6号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