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疆睦邻的超凡远见
揆之历史，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和唐太宗，皆曾开疆拓土、广有建树，但正是他们的兴兵征伐，造成内忧外困，为后代留下衰亡之势。苏轼博通经史，在考之经典时，深刻剖析历史，强调他们兴兵后胜而仅存、胜而遂灭的结果。而对如何息兵，化解边患，苏轼则以西汉刘邦、东汉刘秀的故事，暗示宋神宗可以像他们那样采取其他方式缓和矛盾，以此实现保疆睦邻，也可让人民充分地休养生息。这看似软弱，但在国势并不十分强大的情况下，确实是老成谋国之道。文章以史论时，落笔不空，既讲道理、更提对策，足见其“政
事之精明”。
务实济世的致用情怀
本文开篇于历史，考之于经典，更立足于现实，落笔于当下。在强调用兵之祸时，重点分析宋神宗在凯旋之后可能再次兴兵的危害。
神宗自即位以来“意在富强”而屡屡用兵，皇上有好兵之意，群臣则附和“多言用兵”，鲜有人劝阻，于是愈演愈烈， “从微至著，逐成厉阶”。作者直面权臣，痛陈薛向、韩绛、陈升之等迎合圣心，揣摩圣意，边地用兵，祸害无穷。
接着以“且夫”“且使”“且”三词转换递进，由明好胜之祸论及天心向背，再倡息兵安民 固本保邦之议。“且夫”一段，揭示“战胜之后”，皇帝只知 道“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而听不到“慈父孝子孤臣寡妇 之哭声”，看不到“远方之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 饷，流离破产，鬻卖男女，薰 眼折臂”之惨状。“且使”一段，强调即使将卒精强、府库充实如秦、汉、隋、唐之时，“军事一兴，横敛随作……内患复 起，则胜、广之形，将在于此”，何况现在“将吏罢软凡庸，较 之古人，万万不逮”。这里以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暗示兴 兵必亡之祸。“且臣闻”一段，
则强调“凡举大事，必顺天心。天之所向，以之举事必成 ；天之所背，以之举事必败。盖天心向背之迹，见于灾祥丰歉之间”。兴兵之祸在于天心，并以近岁灾异，以证“天心之向背”，虽不免有迷信色彩，但在当时，其说服力还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虽擅长用典，但多半篇幅着眼现实，作者务实济世的致用情怀，堪如金戈铁马，凝于笔尖。一腔忠君之意，溢于纸上，直切上书之谏旨，大陈“好兵”之弊害，足见苏轼器识之闳伟。
本文的写法也多有值得学习研探之处，对公务文书的写作颇有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