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除官僚主义要釜底抽薪
论病弱的民众心态是官僚主义繁殖的心理温床
（1988年）
时下，官僚主义已成千夫所指，众矢之的。然而，纵观大量的讨伐官僚主义的文章，大多偏重从官僚主义本体即官僚本身的思想心理或体制、法制、民主政治等方面刨根究底，却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从民众心态这个层面或角度来剖析它助长官僚主义滋生蔓延的深刻心理根源。
我们认为，广大民众长期以来形成并代代沿续的病弱心态，是客观上助长官僚主义滋生蔓延的心理温床。尽管它与民众的主观意愿完全相悖，然而客观上或是事实上这种病弱心态的确是在起着“助纣为虐”的作用，这与其说是一种痛苦的结论，不如说是一种冷静的理智的意识觉醒。因此，从民众的病弱心态入手，不失为与官僚主义斗争的重要方面：
一
长期以来，民众在对待官僚主义上有这么几类病弱心理值得倍加注意与清理。
同情宽容心理。这种心理主要体现这么两种类型的民众身上。一种是对官僚主义没有切肤之痛，缺乏感性认识的民众；他们往往对官僚主义的恶性认识不清，对官僚们的恶习感受不到或不深；另一种是对共产党抱有强烈的感恩之情，对党内官僚主义感情上无法接受，对官僚们的惩处感情上不能和不愿接受，这是一种不知觉的和非理性的情感。例如，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过后，许多人宁愿忘记这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估量损失的火灾，也不愿接受因玩忽职守罪而判刑这一事实。他们甚至从内心深处动情地感到：这些干部在林区工作十儿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只是一把火就罢官、撤职、判刑， 太过份了。有的觉得：那火也不是他们放的，给个党纪、政纪处分也就差不多了，（这在1988年7月25日《经济日报》头版以“审判后的思考”为题作了报道） 这些想法和看法透视与折射出民众一种十分有害和有碍的消极心态，那就是对渎职等官僚主义行为的同情和宽容，以一种不知觉的和非理性的情感来冲淡对官僚主义的制裁、同时，这其中在同情和宽容的背后还隐藏着“打抱不平的的心理。又如前段时间，全国各地一些民众对林业部长的罢免、铁道部长的辞职、民航局长的记大过等就觉得处置过重，颇为同情，为其叫屈、鸣不平之情溢于
言表。
应该让民众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对官僚主义有害无益、有弊无利的心理。首先，它冲淡了官僚们内心的“负罪感”、“羞耻感”和“内疚感：其次， 它成了官僚们内心的“润滑剂”与“平衡码”，为他们开脱罪责，减轻良心上的压力，寻找到了借口，有碍他们作深刻的自我反省；再次，它甚至促成官僚们内心建筑起了一种“委屈感”，自以为碰上风头，倒了霉，于是对自己的官僚主义行为以及所造成的恶果“心安理得”、“若无其事”。
忍耐麻木心理。中国民众向来处于一种无权地位。即便是现在，尽管我们一直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民众处于一种主人翁地位，任何“官”在民众面前只是“仆人”，他们的权力为人民所赋子，然而事实上，广大民众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人微言轻”。用民众的话来说，反官僚主义是“胳膊扭不过大腿， 鸡蛋碰不过石头”。
这种“人微言轻”的地位，促成了民众对官僚主义忍让、忍耐及至麻木的行为态度。然而究其实质，这实际上是民众对官僚主义奈何不得情况下的一道心理防御屏障。我们通常说“惹不起，躲得起”，便是这种文化心态的极好印证。我们民族向来讲究和崇尚谦让，与世无争。民众在这种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下，“万事‘忍’为先”已很著名。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态圈的局限下，当对强权霸道无可奈何的时候，很自然地退避三舍，并且由久而久之的忍让、烈耐而终至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忍耐、麻木究其实质是一种痛苦的无可奈何的躲避，而这正好迎合了官僚们指望民众“顺服”、“安分守己”的官僚政治目的。
析求期待心理。当民众难以预测和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时，往往会把自己的一切包括命运依附在一种寄托乃至于一种虚幻上。在这种关口上，权势算是最直接、最实在和最能触摸得到的依附物。而这种心理的实现则常常使广大民众期待包公式“青天老爷”的降临，析求“真命天子”、“太平宰相”或“青天老爷”的保护与开恩。中国民众对清官的感情分外深厚，正是渊源于此。这种祈求期待心理蕴藏着一种极大的依赖性。我们通常说，祈求当官者“为民作主”，就是这种乞求期待和依赖性心态的反映与折射。
祈求、期待和依赖，最终只会演化成一种盲目的服从与顺从。旧中国向来强化着一种封建传统思想，那就是“上级要求下级的主要是忠而不是廉”，要求大量的“顺民”来维持其官僚政治秩序，民众的依赖和盲从对官僚们来说正
中下怀。
畏惧屈服心理。中国有史以来，当官能做老爷。当官就是老爷，横行霸道，作威作福，耀武扬威。这就使得老百姓怕官，甚至怕见官，怕与官打交道， 怕上：官府”。“衙门”在百姓心目中一直是紧闭的威严的朱红大铁门，阴森可怕。这种畏慑心理一直在我们祖祖辈辈子子孙孙中延续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强化。而如今，我们一些本应当是人民“公仆”的当官者，却也俨然以“老爷”自居。刘少奇曾指出，共产党得天下后，“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县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这些凭借权势称王称霸的官僚待百姓是冷若冰霜，颐指气使，盛气凌人。“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是这类官僚的生活写照。百姓不敢接近他们，在他们面前，大气不敢出，话语不敢重，言行举止总是显得很拘谨，坐立不安，若是偶尔得到“官” 的夸耀，更是诚惶诚恐，受宠若惊，心理上的畏慑负荷达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许多民众对待官僚的心态轨迹是：怕他、恨他，但奈何不了他。久而久之，这种心态转轨为：求他、巴结他，只好依附于他。
所有这些，客观上正好与官僚们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心理节奏合上了拍。
自贱自卑心理。黑格尔曾论述到，“除了帝王的尊严之外，中国臣民可说没有身份，没有贵族。“（黑格尔《历史哲学》，王谢译本第201页）中国民众自古以来就被确立的这种“没有身份”的低贱地位，久而久之促成了民众一种自卑感。在“心理上缺乏与官平起平坐”的自主意识，总觉低“官“一等， 平时常常挂齿于民众的一些话语，如“为民作主”，“爱民如子”、“父母宫” 等等实际上就自觉地把自己降为“子”、“仆”的地位，这里面所影含的一些观念是很悲哀和很可怜的。更有甚者，还认为官民间的不平等是天造地设，所谓“龙生龙，凤生风，庄稼人生个种田人”就透视出了一种命中注定，无法抗拒的心态。
这种自贱自卑感，驱使民众对官僚们是一种高不可攀的仰视。而官僚之所以能成为官僚，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人为的幻觉而已，象“真龙天子“就是一种人为的幻觉。马克思说：“这个人是国王，只是因为有别人当作他的臣属。”
（《资本论》，第1卷，第31页）说得正是这个道理。
淡薄而错乱的权利观。“中国自来就不许让人民具有什么基本的权利观念”。（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45页）因为这样，中国民众也就向来没有把自身的权利看得很重，维系中国民众心理的更多和更神圣地倒是伦理
道德。中国民众习惯于用几千年来的民族文化环境所形成的或内心上确立的道德尺度来评价世间万物，来分辨美丑善恶。所以，权利观的淡薄和伦理道德标准的至高无上，是中国民众一个特殊的心态。在这一心态的支配下，中国民众对自身究竟有哪些基本权利是不甚明了，对自身基本权利遭受官僚的侵犯、剥夺乃至踩瞒，往往显得无所谓、不在乎，更不明白怎样去维护与捍卫自身的基本权利，更“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其是非”。（同上）特别是，在许多民众的心态里残存这样一种错乱的权利观，他们认为读书有权利做官，做官有权利发财。由此引申，做官也就有权利享受，有权利谋取私利等等，在这种错乱的权利观面前，即使民众用伦理道德尺度去评估，也不能把善恶辨个明白。恰恰相反，它倒为官僚主义者的享受与谋私作了肯定式的注脚。
二
很显然，以上所列民众六大病弱心态。已经无形中为官僚主义的横行霸道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而且事实上它已在客观上庇护与怂思了官僚主义行为，成了官僚主义滋生蔓延的“心理温床”，为官僚主义提供了一个很适宜的心理环境、心理土壤和心理气候。一些官僚主义者正是利用了民众这些可欺悔的心理弱点，为所欲为。为此让广大民众尽早并完全彻底地从这些病弱的心态中摆脱出来，是与官僚主义斗争的釜底抽薪之法。
“慧民”是根本的途径。过去平民百姓对官僚主义之所以麻木，畏慑， 之所以缺乏一种强烈的正确的权利观，根本原因是因为统治阶级实行的是“民众使由之，不可使之”的愚民政策所致。而自古以来的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传统观念也在有意无意间作为实现统治阶级的补充物而存在、从中帮了不少忙。“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的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如果老百姓有足够的知识水平，官僚主义也就难以立足。俄国沙皇对叶卡捷林娜说过：“当我们的农民要教育的日子到来时，你我的地位就保不住了。”可见，全面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使民众聪慧起来， 是克服民众病弱心态的治本措施。
改善中国民众的气质，要变“顺民”为“烈民”，增强与官僚主义抗争的能力。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的气质特别适宜于官僚主义，原因就在于中国民众“刚劲不足“而。“柔性有余”。中国民众要改善气质，必须首先强化民众的心理抗争力，对官僚主义要象“烈马”而不是“绵羊”，要敢于抗争、善于抗争。一旦全民奋起，造成一种声势，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官僚主义的末
日则指日可待。反之，如果容忍、同情甚至宽大官僚主义，这种具有很大忍耐性的“顺民”在客观上实际维持了官僚秩序，助长了官僚气焰。可喜地是，当前官僚主义在我国已为民众深恶痛绝，并正在形成一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的局面，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们应当把握住。
在继续强化民众对官僚主义情恶之情的同时，增强民众对官僚主义的理性批判。官僚主义已使民众有切肤之痛、切身之恨，因此出现了时下“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然而透过这种“喊打”的表象，不难看出这种“喊打” 只是建立在一种“道义谴责”和“情感憎恶“基础上的，因而它是很脆弱和非理性的。一旦当官僚主义得到暂时的惩处，这种“谴责”和“憎恶”之情便会很容易得到释放与满足，甚至于当这种激愤得到渲泄后，会对官僚们产生同情与宽容。正是在这种情形的掩盖与庇护下，官僚主义得不到“断根”。久而久之，通过养精蓄锐，它又死灰复燃，故态复萌，子孙后代得到繁衍。因此，对官僚主义予以冷峻的理性批判，不应仅仅局限于目前这种理论圈内，而应唤醒广大的民众。
可以这样认为，广大民众一旦治愈了自身的病弱心态，摆脱了消极的心理飘绊；那么；官僚主义就失去了滋生蔓延的心理温床，也就难以立足生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