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融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从现代产权理论的角度 看，不同所有制在产权层面上 实现融合或混合是人类历史上 所有制演变的基本趋势。“两个毫不动摇”不是分化对立，而是有机统一和相互融合。在 分工不发达、生产力相对落后 的时期，所有制形态以“占有”为中心，具有排斥性特征 ；随着分工不断深化和生产力水平 达到新的高度，现代社会的所 有制形态转变为以“使用”为中心，融合性特征日渐凸显。经济的金融化助力所有权的结 构化、社会化，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处分权日渐分离，收 益权随之分割，并在此基础上 衍生出新的财产权利，并由不 同经济主体来行使。生产资料 的实物形态日渐被金融化，转 变为股权、债权、期权等以金 融形态为载体的存在方式，促 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 配置，传统的所有制形态也由 此改变。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通 过产权融合为一体，社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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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由此得以大幅度提高。
从我国的改革发展实践来 观察，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在改革发展中相互促进，国有 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产业分工上协同合作，已经形成“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由国 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 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 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是 新形势下实现“两个毫不动摇”的有效途径，这自然也是促进 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从社会融合的角度看，不同所有制经济形成的合力将推动城乡区域人员的流动、融合与发展，有利于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格局，也为“先富帮后富、先富带后富”社会机制的构建提供前提条件。促进共同富裕，需要培育、鼓励、依靠大量“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而非公有制经济恰恰就是催生大量这样的“带头人”的土壤，有利于增强企业家“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社会责任，进而推动第三次分配的高级化。
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融合推进共同富裕需要辩证处理“三对关系”
一是要正确处理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关系。《21 世纪
资本论》揭示了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变化趋势：一百年来，劳动收入与整体经济规模相关，增长到初始值的 8 倍 ；而资本收入与资本积累相关，增长到初始值的 128 倍。日积月累投资形成的资产，其增值所带来的贫富差距远远大于收入分配造成的差距。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同时考虑收入流量和资产存量的关系。应从仅就收入分配的流量维度来讨论共富问题，转变到从存量和流量两个维度来追溯贫富差距的真正根源。注重从社会身份、土地、产权、金融等基础性制度的改革入手，构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共同富裕实现机制。
二是统筹处理好“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的关系。个体之间的能力和贫富差距是发展中的永恒现象，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不可能完全消除。然而，当同属性的个体差距聚合显现为大规模的群体差距，且通过个体努力难以缩小时，说明整个社会存在向上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这是促进共同富裕中需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要从关注个人财富收入的差距表象，转变为关注群体性资源禀赋、流动上升通道等机制差异，改变社会身份体制，通过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保障机会平等、起点平
等、规则平等，有效弥合群体性鸿沟。
三是辩证处理好“物的共享”和“能力普遍提升”的关系。过去的发展阶段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积累，更多强调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此带动广大人口脱贫。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日益收紧，若是仅仅停留在“物的共享”层次上，将难以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融合。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的作用将上升为第一位，物质资本也将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来发挥作用，数字革命更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要从关注物的分配转变为关注人的发展，通过促进全体国民能力的普遍提升、破除人的发展障碍来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当前，我国农村户籍人口仍占大多数，与人口的城市化率极不相称，这种扭曲的社会结构依赖于社会改革来矫正，更依赖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融合发展这个基础。唯有如此，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才能最终实现。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责任编辑／罗兰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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