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 12 月下旬，红四军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古田召开（后来通称“古田会议”）。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确立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和制度。古田会议决议有不少内容都与政治工作相关。
规定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任务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思想，要把宣传工作当成“第一个重大工作”。这实际上就把包括群众工作、宣传工作在内的政治工作，规定为红军的本质属性和根本任务。
确立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古田会议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并且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决议规定，党的各级会议都必须讨论军事工作，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 ；党内要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无论担任什么军职的党员干部，都应该
学史
参加党的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确立，为党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
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古田会议决议提出，在省级地方政权未建立前，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 ；凡作战、宿营、给养等，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当地政权机关工作，如负责宣传和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决议批评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便有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
强调要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古田会议决议从红四军的组成和处在农村分散游击环境的实际出发，指出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这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决议对八种错
误思想的表现、根源作了分析，指明了纠正的方法。
规定了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在官兵关系上，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坚决废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在军政关系上，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巩固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军民关系上，要求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对敌军的工作上，要求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的同时，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这也就是后来概括的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
古田会议标志着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奠基。一些基本原则、基本制度都已经确立了，并在此后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1932 年 7 月 21 日，中共中央从上海发出《中央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对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作出了全面肯定 ：“政治工作在红军中有决定的意义，每一个红军战斗员不仅要能够有充分的军事技术——手的武器，而
且最重要的是脑子的武装。必须充实现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
1934 年 2 月， 中 国 工农红军全国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在江西瑞金召开，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生命线 ”这一说法 的 由来。在严峻复杂的形势面前，面对重重困难和考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红军就会搞垮搞散，连生存都是问题，更谈不上发展壮大了。
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了 革命事业的发展。有两个小故事很能说明红军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威力和威信。一是罗荣 桓同志曾经回忆说 ：“在行军 的时候，党代表走在后边，替 士兵背枪和士兵共甘苦。士兵 对党代表是很拥护的。如果下 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署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要怀疑的。”二是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一个普通的伙夫都能够关心是跟着中央北上还是跟着张国焘南下这样的政治路线问题，可见那时红军的政治 工作真是做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