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为国 持身公正
子产有坚定的信心，深谋远虑 ，在面对他人的质疑和否定乃至诽谤时 ，不为所动。他说过：“政如农功， 日夜思之 ，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 ，其过鲜矣 。 ”子产“作丘赋”（当时的军赋制度改革，意在加强军备）后， 国人诽谤谩骂他 ：“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 ”不仅骂他是有毒的蝎子尾巴，还讥讽其父不得善终，并且对国家前途不抱希望 。他的朋友把这事说给他听，子产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
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子产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国家有好处的，那么即便死也不更改，也不必害怕老百姓的言论。他不仅认为老百姓的谩骂无害，而且对于议论他的乡校（设在地方上的学校，也是国人议政的地方）也予以支持。他有权力毁乡校，当时很多执政者也是这么做的 ，子产却以之为师 ，说： “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他颁布政令有信心善始善终，但绝不是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的意见和批评。
仁民爱物 礼刑并用
古人多评价子产为仁人。子产曾问政于然明，然明答以“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闻之而喜 。他不毁乡校 ，不制止民众的诽谤也是“仁”的体现。但仁不是纵容，面对国家的长远利益，即使民众一时不同意、不理解，他也坚持做下去，不会因为溺爱而被蒙骗。
著名的吴国公子季札周游列 国时 ，在郑和子产相谈甚欢，告诉他要重视礼，子产也曾经对其朋友讲礼很重要， “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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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也”，结果他却铸刑书（将法律条文铸造在器物上） ，惹来老朋友叔向的批评 ，有绝交之意 。子产答复说 ：“ 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他以救世来答复叔向，说“不能及子孙”，其实都不过是托词。他并非不知道礼的重要性，比如外交场合他都依礼而行，这是大环境的要求。但是他懂得变通 ，懂得小环境，面对郑国“国小而逼，族大宠多”“诸公子争宠相杀”的具体情况，对这些人空谈礼义只不过是自欺欺人，那就只能用刑律来约束他们，礼刑并用，画出底线。事后不久，晋国也铸刑鼎，说明了子产的前瞻性。子产重礼而又铸刑书，乃宽猛相济之策。对此孔子评价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子产去世后，继任者为子大叔。《韩非子》载子产对子大叔说：“我死后，子必用郑，必以严莅人。夫火形严，故人鲜灼 ；水形懦 ，故人多溺。子必严子之刑，无令溺子之懦。”可惜子大叔没有听进子产的话，不忍行严刑。结果“郑少年相率为盗 ，处于雚泽，将遂以为郑祸”。不得已子大叔“率车骑与战，一日一
夜，仅能克之”。所以他大为后悔 ，“ 喟然叹 曰 ：‘吾蚤（早） 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于此矣。’”正是因为子大叔背离了子产的礼刑并用、宽猛相济之策，才酿成了当日郑国之祸，这可谓子产死后，亦不能欺。
博学变通 超越时代
纵观子产一生治郑的经验，可称得上我国传统文化中治理智慧的典范，有很多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
首先，执政者应该有渊博的学识。子产被称为“博物君子”，不仅和当时的知名人士交往，而且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他们。这一方面源于子产的贵族学养，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学无常师，不管是当时的为政者，还是方术士，他都曾积极问学。具备渊博的知识，他才能脱颖而出，在当时的社会中得到认可。没有高深的学识做基础 ，也无法深刻地认清问题。
其次，不能迂腐，要懂得变通。子产特别谈过礼的重要性。外交场合，折冲樽俎，礼不可或缺。子产甚至提出过晋君作为霸主，为治病可行天子之礼。礼虽可敬可爱，却不适合用来治理当时的郑国。尽管
叔向批评子产铸刑书，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子产引领了时代风潮，而叔向却未能成为执政者，推行以礼治国的实践。
最后，应有深邃的哲学思想作为理政的依据。子产既是政治家，也是思想家，这是后人最推崇他的地方。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是中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当时以至后世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流思想都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人道要符合天道。子产之后的老子说 “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 ，孔子讲 “ 五十而知天命”，直到荀子才提出“明于天人之分”，把天和人之间的联系分开。正是在“天道远，人道迩”思想的指导下，子产使郑国免于火患，并且把天之经地之义的礼作为远的理想，而实际上根据现实需要，因时制宜、灵活施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史记》载子产去世后， “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 ‘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他的施政得到郑国百姓的认可和拥护 。子产的思想、行事中，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值得我们好好挖掘、思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