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仁善邻”观念产生的文化土壤和时代背景
“亲仁善邻”源出《春秋左传 · 隐公六年》。郑国的国君郑庄公请求与陈国和好,陈桓公不答应。陈桓公的弟弟公子佗劝谏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意为:亲近仁义之道而和邻国友好,这对国家而言非常宝贵,君主就答应郑国的请求吧。
这一观念虽然出自《春秋左传》,但是其萌芽可以上溯至更为久远的历史时期。从尧舜以下, 中国便形成了“先王之道”(王道) 并一脉相承,王道政治的实质是“礼道”。
公元前11世纪初,周武王剪灭殷商、封邦建国,延至周成王时期,周公旦制礼作乐,史称“周礼集夏商周三代礼乐之大成”,举凡政治、祭祀、战争、教育、饮食、婚俗等无不浸润礼乐规范, 因此构成了独特的中华礼乐文明,形成了礼乐社会。
随着西周灭亡、平王东迁, 中国历史逐渐进入“春秋时代”,这是一个动荡的社会转折期,其时王纲松弛,礼崩乐坏,华夷交侵,先贤们开始比较系统地反思历史成败得失和社会文化精神,丰富了对中华文化何去何从的认识。当时一方面是天下大乱,另一方面是官学下移、私学发展,士人阶层独立性增强,思潮学派逐渐萌动,思想文化日益繁盛。追溯源头,“亲仁善邻”从根本上讲是周礼精神的成果,可以归结为周礼在春秋时期的延
续。
“亲仁善邻”也是春秋时期邦国外交实践和思想的成果。当时政治失序但文化传统犹存,列国的邦交还笼罩在礼仪的氛围中,邦交礼节基本上沿袭周礼,遵循着“贵贵”“尊尊”“亲亲”以及其他基本道德观念,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也不能完全逾越。虽然霸主替代周天子成了维持秩序的盟主,周天子不免地位尴尬,但是整个周礼体系的骨架并没有解体。列国在争霸斗争中仍然在寻求着合法性或者说最大认同,因此他们打着“尊王攘夷”的大旗。列国在外交思维上依然标榜以德为本,反对不仁、不义、不信、不忠、弃亲等。 “亲仁善邻”就是顺应时代变革而出现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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