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典礼制度的现代启示
中国有着十分丰富的典礼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也有着历史悠久的典礼实践传承和操演智慧。新时代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需要吸收和借鉴中国古代典礼制度的智慧与经验。
从国家典礼的性质看，要 把握好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与国家典礼的主体性关系。在 古代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生 成、再造、强化以及政治合法 性的生成等基本性任务都由典 礼、仪式承担并由典礼、仪式 确认，这种国家治理方式也被 叫作“仪式政治”。“仪式政治”具有高度的主体性特征，几乎 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垄断，正所 谓“礼不下庶人”。
与古代社会不同，现代国家治理需要政党、国家、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经济、社会、环境、民生等多个领域实现共治且相互赋权。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国家典礼制度本质上是“以产生信仰为目的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明显的主体性特征，即国家典礼反映政治实践活动的具体形态，是体现政党自身政治属性和国家制度形态的表达方式。构建新时代的国家典礼制度，需要把握好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国家典礼的主体性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
关系。
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国家典礼制度传递和弘扬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让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国家治理的其他多元主体所认同。新时代的政治表达，在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国家典礼需要在这一宏大场景下，再现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既回望国家建构、民族复兴历史，重构集体记忆，也立足新时代新征程，记录国家治理重要时刻，创设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风貌、传递中国价值的国家典礼体系，巩固现代国家典礼的公共性价值。因此，应适当区分和维护国家典礼与普通政治仪式、社
会仪式、宗教仪式等的差异化，以国家立法等形式对国家典礼 予以明确和规范，既释放国家价值导向，提升“国家在场”的政治意义，也对国家典礼所 承载的集体记忆进行强化和确 认。同时，也要对其他仪式进 行有序引导和规范，防止典礼 仪式泛化或形式化，从而弱化 国家典礼的神圣性和参与感。
从国家典礼的内容看，要 把握好国家治理任务的多样化 与国家典礼的时代性关系。“礼自典出、行礼以权”既是中国 古代典礼制度构建的经验，也 是中华传统礼制文化的精髓。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国家典礼制度赖以生存的专制 主义的政治基础、小农经济的 经济基础、以宗法制为依托的 人际关系、儒家思想的思想基 础未发生大的变动。自周朝以 降，以“军、吉、嘉、宾、凶”
为主要内容的“五礼”制度绵延贯穿整个封建时代，不同时期“五礼”内容虽有所损益，但主要内容几无变异。
近代以来，典礼制度发展 延续的思想、政治、经济、社 会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特 别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 临着艰巨繁重的治理任务，既 需要在同一阶段“共时性”解决发达国家在不同阶段面临的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问题，也需要“历时性”应对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世界 力量对比“东升西降”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挑战。面对多样化的治理任务，社会公众直接或间接地增强了对国家典礼制 度的建构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计划地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因此，应当吸收、借鉴《周礼》《礼记》《汉礼》《大唐
开元礼》《大明集礼》《大清通礼》等礼典礼制的做法，对传统礼仪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建新时代国家“礼典”，通过反复、周期性的操演，加深典礼在社会群体中的印象。要继续注重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提炼总结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典礼素材，通过合理的建构手段，创设新的国家典礼类型。同时注重提炼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实践，及时根据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或创设使用合适的典礼类型，或对既有典礼的内涵进行更新，提升国家典礼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支撑。此外，还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利用网络直播、主题网站、线上活动等形式，突破传统国家典礼的时空限制，营造网络空间的“典礼场域”。
从国家典礼的对象看，把握好国家治理对象的异质性与国家典礼的同构性关系。与封建王朝将国家典礼作为“自上而下”单一强制性灌输的政治表达方式不同，现代社会的高度异质性，往往会导致国家典礼所提供的合法性“贬值”。因为，国家典礼的目的就是通过典礼，让不同身份、不同时空的社会群体汇聚到同一时空、同一文化结构当中，通过
典礼象征符号的聚集，营造一种“感染域”与“情绪场”，以获取更高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但是，高度异质性的社会群体往往会根据自身情况与需求，对典礼所承载的价值信息进行差别化判断。有时，甚至会过度追求个性化的彰显，不再满足国家典礼所赋予的同构性身份，并对这种身份产生排斥、逆反心理，这种“弱政治化”的情感共鸣影响了典礼效能的实现。
现代国家典礼应善于及时 发现和捕捉能够与社会对话的 “共情”话语，避免采用“独白”的强制方式，把握好典礼的“时度效”，与参与群体形成深层 次互动，提升典礼的仪式感、参与感、现代感。国家典礼要 更加贴近人们的政治生活，围 绕社会公共性议题，采用“双 向”或“多向”对话的互动协作，使典礼内容更容易让社会群众接受和认可。要注意“礼俗结合、以礼化人”。以举办国家 典礼为契机，强化对典礼制度的主要内容、象征内涵、仪式 流程、行为规范等宣传推广，维护好利用好国家典礼蕴含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培养社会公众典礼意识，在全社会营造知礼、守礼、敬礼的浓厚氛围。
从国家典礼的环境看，要把握好国家治理环境的不确定
性与国家典礼的确定性关系。现代国家典礼制度要提升环境的适应性和自身典礼流程的可调节性，以妥善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尽可能在确定的环境中保持典礼制度的延续和发展。首先，国家典礼的设立、操演都有象征国家意志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确和保障，任何企图阻碍或破坏国家典礼的行为、组织、个人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其次，国家典礼要有强有力的实施机构，以统筹管理国家象征符号与资源、国家典礼制度建立与完善、国家典礼创设与更新、国家典礼实践及其效能评估等工作，能够及时且高效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动员各种资源以保障典礼的顺利进行。最后，要推动国家典礼的交流互鉴。不同文明之间的典礼互相交流、借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中西方元素交流的场景在现代国家典礼中并不鲜见。要善于借助国家典礼这一载体，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利用典礼语言，唤醒历史记忆、凝聚政治认同，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