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清净寺遗址，始建于 1009 年
是极为重要的考古发现，表明了秦汉时期，中国与日本列岛之间存在密切的海上交流。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汉委奴国王印”应该是东汉皇帝赐给倭地奴国国王的金印 ；而“三角缘神兽镜”则是渡海到日本的中国吴地的工匠在日本制作的铜镜。隋唐时期，中国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的海上交流更趋活跃， 留下了鉴真东渡扶桑，空海、圆仁、最澄入唐求法的佳话。日本派遣的遣隋使、遣唐使络绎不绝。近年来很多考古发现，生动展示了这一史实。陕西西安发现的日本人井真成墓志，记述了其赴唐的经历，这也是“日本”国名所见的最早实例，弥足珍贵。“大化改新”之后，日本进入律令制时代，都城规制、朝廷礼仪乃至文物制度，一如唐制，东传日本的文物成为中日交流的历史见证。到明清时期，东北亚地区的海上交流虽间有波折，但一直绵延不绝，尤以宁波港出发的航线最为重要，这种贸易受到官方的严格管控，需要申请官方凭证才可进行，称之为“勘合贸易”（日方称“朱印船贸易”）。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海港
海港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航线的联结点。古代海港城市
讲 座
一般选址于河海交汇之处，对内可依托内河航运形成的支撑体系，对外便于接驳海洋贸易，同时还可以规避海洋风暴和海盗袭击。以宋元时期的泉州港为例，晋江水系上游的磁灶窑、德化窑产品顺江而下，海运大船则自泉州湾溯江而上，二者在泉州港交会接驳，由此形成了闻名于海内外的东方贸易大港——刺桐。
为了适应海洋贸易的发展，泉州等海港城市形成了以港口码头为依托、沿河岸伸展布局的城市形态，建立了一系列适应海洋贸易的城市设施，包括市舶司、南外宗正司、码头与航标塔、街铺与市场、仓储与渠运设施、宗教祭祀设施、外交馆驿与番坊、海防与交通设施，以及周边地区的陶瓷窑址、冶铸作坊、造船厂等。泉州还发现了以海上交流为背景的诸多外来宗教石刻，留下了埃及人、也门人、波斯人、锡兰人、亚美尼亚人、意大利人等外国人墓碑，生动展示了泉州港作为古代东方贸易大港的城市遗产景观。由不同族群主导的海上贸易交流活动形成了各自的贸易线路与网络，以郑和航海时代的海上航线为例，航线将环南海贸易圈、印度—斯里兰卡贸易圈和波斯—阿拉伯贸易圈连贯成一条国际性的海上贸易通道，进而延伸至东
非和地中海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