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规模市场
我国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持续推进，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创新发展优势和抗冲击能力优势，这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规模经济优势。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通过促进整体分工与交易更加细化、产业体系更加完备、产业链更加健全、资源得到集约利用以及包容技术设备的不可分性，展现出强大的规模经济优势。
创新发展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更高的新技术涌现概率。相比传统经济，创意或知识型经济的非竞争性和规模经济效应更强，大国更有能力支持知识型经济的初始高额投入和后续多
维度创新的规模，为新技术产业化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更多的试错机会，使创新创业者获得更多收益。
抗冲击能力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展现出更强的经济韧性。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回旋余地大，各地区发展处在不同的阶段，可以通过产业的梯度转移延续更长时间的较快增长。另一方面，因为空间差异性的存在，局部受到冲击不易在全国形成共振，有利于增长的平稳。
经营主体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表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要在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中激发经济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国有经济以全面深化改革增强核心功能，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重要支柱。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和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实施以来，涌现出一批发展方式新、公司治理新、经营机制新、布局结构新的现代新国企，公有制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中央企业对外参股投资各类企业超过1.3万户，带动5700余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在工业软件、工业母机、算力网络、新材料等领域加强科技创新合作，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战略支撑和创新引领功能。
民营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基础。我国经济稳中有进、长期向好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宏观环境。截至2024年9月底，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达1.8亿户。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能够更好激发民营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包括交通、能源、水利在内的更多领域正向民间资本敞开大门，让民间投资进得来、能发展、有作为。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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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逐渐成为外贸稳增长的主力，2024年前11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8.7%，占外贸总值的55.3%，较2023年同期提升2个百分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民营经济提质升级创造了机遇。民营企业持续强化创新主体地位，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占比超九成。2024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拥有66.67万件有效专利，较2023年增长9.39%。
逆周期调节政策空间
我国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预留了充足的政策空间和丰富的工具储备，能够沉着应对经济恢复发展中的风险挑战。
中央财政赤字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地方政府化债和盘活资产释放发展潜力。 我国长期以来对于财政赤字率的安排较为谨慎，多数年份未突破3%，明显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这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留有余地。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估算，2024年三季度，中央和地方政府杠杆率分别为25.8%和34.5%。中央财政尚有较大的举债空间，12万亿元化债“组合拳”将为地方政府腾出更多财力空间，从而更好平衡稳增长和防风险。当前正处于低利率窗口期，应充分动员社会闲置资源，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货币政策宽松空间充足，工具储备丰富。随着欧美等主要经济体相继进入降息周期，外部环境对我国货币政策宽松空间的掣肘明显减弱。当前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一定空间。因此，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坚持以我为主、兼顾内外均衡，更多锚定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目标，适时降准并继续较大幅度降息，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估算表明，利率降低1个百
分点所减少的利息支出规模，相当于财政赤字率上升3个百分点所形成的债务扩张规模。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重点支持科技创新、绿色低碳、银发经济，提振消费、稳定外贸。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促进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显著制度优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深化规律性认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规律就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
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果断制定正确的经济战略和有效的经济政策，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特别是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来，各部门围绕加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进一步扩大内需、加大助企帮扶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努力提振资本市场、推进地方债务风险化解等方面，统筹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接连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使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稳步回升向好。党中央持续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我国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推动形成与新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制度保障。要发挥好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作用，凝聚各方力量、调动各方资源、形成发展合力，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有效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当前市场失灵现象频发，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存在一些功能性的扭曲，需要推进《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全面落地，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有效配置资源，最大限度激发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有为政府是重中之重。下一步稳增长、促改革的重点，不仅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解决“内卷式”招商引资、非规范性执法以及流动性不足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异等问题，更需要实施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提振地方政府行动的信心。会议关于财政赤字率的提高、国债市场功能
的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宏观审慎监管对金融市场功能的发挥、货币政策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等内容，标志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框架性突破，为稳增长提供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从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超长期特别国债、增加地方专项债和优化财政支出等方面着力。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对实际利率进行较大幅度调整，可以根据PPI反弹的幅度选择政策性名义利率调整的幅度；流动性管理依然是核心，房地产等关键行业尤为重要；创新两项货币政策工具，即互换便利与回购再贷款，干预金融市场失灵与扭曲，为央行稳定金融市场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
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
实施消费专项行动。 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摆在九项重点任务之首，特别提出了消费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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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居民消费扩张放在各项政策的重中之重，不是就消费刺激消费，而是用民生建设促进收入，用收入促进消费，财政和货币政策均以此攻坚战为落脚点。对房地产的关注要上升到稳增长的层面，超越简单的风险防控。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取得明显成效，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企稳迹象。但房地产企稳还不是很坚实，仍没有达到回升状态。会议提出的把推进新型城镇化等举措作为加速房地产回稳的中期布局，有助于加速房地产市场筑底反弹。
提升投资收益。 2024年1—10月，虽然基建投资同比增长4.3%，但受制于地方政府收入和流动性约束，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萎缩，这个萎缩是投资效益下滑、投资收益无法覆盖投资成本导致债务累积的结果。因此，对传统的投资总量、结构和体系进行调整显得尤为重要。会议首次在宏观调控中将投资效益置于核心，凸显了要改变以往在实践中“重投资不重消费、重规模不重收益”的倾向，增强经济循环动能和经济增长动力。
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
关注存量变化对增量的影响。以往工作重点多放在增量上，提升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驾马车”和GDP等数据指标。然而，存量的变化会对增量产生影响，例如，资产端问题会导致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进而影响到有效需求的不足。在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时，在对负债管理的同时必须对资产端进行调整，实现资产负债总体管理。
推进地方政府化债工作。2024年12月出台的一揽子化债方案显示，化债整体规模会大幅度扩展，同时要全面增加超长期国债，实施财政部与央行建立的国债公开市场协调机制，全面改善地方政府及相关企业的流动性。
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
国际环境带来的外部风险进一步上扬。 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全面扩散，中东形势突变，半岛形势激烈，关税战争全面兴起，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上升，全球新订单指数持续下降。另外，今年1月20日后，美国新政府的政策可能也会给我国带来多方面的冲击。
以高水平开放应对各种逆全球化。要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单边开放不仅包括签证政策，还包括市场和产品等多方面的开放。需要进一步理解贸易多元化，并在打造中国投资品牌方面采取新措施，利用开放政策对冲国际上的霸凌行为。要进一步强化货物贸易顺差与服务贸易逆差、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之间的平衡，适度鼓励中国投资和中国资本概念的形成。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编辑：雷 宁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