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途坎坷，清正自守
郑板桥考中进士后，并没有很快被授予官职。直到乾隆六年（1741 年）方从扬州进京候补，次年春获得河南范县（今属河南濮阳）知县的任命。乾隆十一年（1746 年），调任山东潍县知县，在任七年后告病辞官。郑板桥到范县就任时年已 50 岁，60 岁时辞官。他58 岁时写成自传性质的《板桥自叙》，只有寥寥数句提到了这段经历。但正是他不甚以为意的这十年仕宦生涯，却为后人代代传诵，成为后世为官者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
重新审视郑板桥十年为官经历，清、正二字当是最好的概括。在“康乾盛世”承平的背后，地方政治生态已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雍正帝以后，清廷虽为地方官设立养廉银，但事实上无以养廉，地方官贪渎屡禁不止，地方财政亏空也难以填补。郑板桥冷眼观世、洁身自好。他在范县知县任上写信给弟弟交代家事，说兄弟二人各自留田百亩已足，反复申
学史70 2021.06
明家人不可再购置田产，“若再求多，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在兴化家乡，还有不少“吃秕糠、啜麦粥”的贫困族人，郑板桥拿出俸禄接济，嘱咐弟弟“挨家比户，逐一散给”，并告诫他不可因兄长做官而“骄倨朋友”。乾隆十七年（1752 年），郑板桥告病辞官，面对前来送别的潍县士民，他画竹相赠，并题诗一首：“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这首诗正可作为郑板桥十年仕途、清廉自持的真实写照。
知县是所谓“亲民之官”，但在帝制时代的专权政体之下，知县品级低微，尸位素餐或曲意逢迎上官者不在少数。愿意真正为民请愿、甚至不惜与上官相忤的知县，可谓凤毛麟角，郑板桥即是其中之一，其刚正主要体现于两方面。
首先是体察民间疾苦。通览郑板桥的诗文，其中不乏反映底层民众悲惨命运、批判地方官吏暴横的作品，如写“豺狼”一样的胥吏趁公干之机而进村“捉鹅鸭”“括稻谷”的《悍吏》，写灾民被迫卖儿鬻女的《逃荒行》等，这些诗作写于何时虽已不能确知，但可见郑板桥对于民间疾苦有着切身感受。他初任范县知县时，便对地方官出行需“喝道”、升
堂需“排衙”的官威排场深不以为然，常常“芒鞋问俗入深林”，微服民间、访问民瘼，“一杯白水荒途进，惭愧村愚百姓心”。他任潍县知县时，如遇百姓与豪强富商争讼的案件，每每站在护持弱势百姓的立场上，“右窭子而左富商”。
其次是为民请愿。郑板桥调任潍县知县后，适逢山东连续三年旱涝不均，引发饥荒，灾民流离，惨不忍闻。按照清代的行政惯例，知县必须层层呈请、获得上官的同意后，方有权开仓赈灾。郑板桥当机立断，决定先行赈贷。这一举动显然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同僚友朋均劝他慎重行事，郑板桥回答说，“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某年秋，潍县又发生歉收，他又毅然捐出俸禄，代百姓交纳赋税。郑板桥数度甘冒风险、为民请命，百姓深为感念，特为他建立生祠 ；朝廷派出赈灾的重臣高斌，也因郑板桥勇于任事而对他青睐有加。不过在地方官场，郑板桥的种种“出格”之举却引起上官的猜忌与构陷。乾隆十二年（1747 年 ），郑板桥 向上官申报灾情，不仅遭到驳回，还被“记大过一次”。郑板桥仕途的最后数年颇不得意，常常作诗思归，恐怕正由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