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人” 避不谈“天”
汉武帝制诏向诸儒询问国计，除了前文所提的一个总问题外，又接连提了五个分问题： “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智）四者之宜， 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 ”按正常行文逻辑，回答者应当先从第一个分问题谈起，公孙弘对策，却又不按套路回答，避开前三个问题，直接从第四个问题谈起。
因为前三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天人感应问题。当时天人感应说笼罩人心，汉武帝也深受影响。尤其是第三个问题——大禹治水，商汤祷雨，是著名的显示圣德之举，汉武帝却问：大禹既然有圣德，为何会遇洪水？商汤既然有圣德，因何会遇大旱？是他们的圣德招致的水旱吗？还是另有缘由呢？这些著名而庸俗的话题，自春秋战国以来便受到广泛的讨论，学者们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故而汉武帝发问的潜台词是 ：天人感应真的可信吗？如果可信，朕应当从哪些地方入手？这些话题，汉武帝以前曾咨询过董仲舒等一批人，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故而又问计于公孙弘等另一批人。
公孙弘没有冲撞天人感应 学说，而是从天人感应说陈陈相因、讲也讲不清的“迷魂阵”中穿越而出，清醒地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考察现实，技术性地应对现实。除了前面所言 “信”“和”之外，又分析“仁义礼知（智）”四者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而“仁义礼 知（智）”皆与人有关，“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 当设施，不可废也”，并认为“得 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 用 ；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顺便还把第五个 问题给予了回答 ：“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只要立足于现实，教导人民崇尚“仁义 礼知（智）”,就能将先人开创 的功业传之后世。
毕竟第三问皇帝较为关心，公孙弘也不可能完全避而不谈，在文末，他只是轻描淡写几句 ：“臣闻尧遭鸿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之余烈也。桀纣行恶，受天之罚。”认为坏因是前面种下的，故而才有禹汤的水旱，但水旱与禹汤的圣德
古代公文赏析
无关，其意还是人要发挥作用， “禹汤积德，以王天下”。
汉武帝诏问指向“天”，公孙弘对策指向“人”，天道虚渺，难以捉摸，人事笃实，大有可为。而公孙弘虽未正面回答皇帝所问天人感应问题，但立足于人事、切中肯綮，却深得武帝诏问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