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项目融资加快项目建设
（2004年）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允许非公经济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领域，这不仅为民营经济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也为启动民间资本，扩大项目融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便利的途径。
所谓项目融资，主要是指以境内建设项目的名义在境外筹措资金，并且仅以项目自身的预期收入和资产对外承担债务偿还责任的融资方式。这种融资方式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后，已经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实践证明，项目融资方式不仅筹资功能强，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满足相关产业发展对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等大型项目的需求，而且有利于增强全社会的市场意识，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项目融资的模式很多，其中比较成熟而且被广泛运用的是以下几种。
一是直接融资模式。就是项目投资者直接安排项目融资，并承担起融资安排中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的融资办法，是一种结构最为简单的融资模式。投资者可根据投资战略的需要，灵活地安排融资结构，可以直接拥有资产并控制项目现金流量，比较充分地利用项目减免税等条件，降低融资成本。
二是项目公司融资模式。是投资者通过建立单一目的项目公司来安排融资的一种模式。投资者可以成立单一的项目子公司或者合资项目公司，以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以公司的名义拥有、经营项目和安排项目融资。在城市建设和改造以及小城镇公共设施建设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城市投资公司，其主要的功能是以项目公司的名义实现融资。
三是“设施使用协议”融资模式。就是以一个工业设施或者服务性设施的使用协议为主体安排的融资形式，在工业项目中也称为委托加工协议。其核心内容是项目设施的使用者在融资期间定期间设施提供者支付一定数量的设备使用费，并且这种承诺是无条件的。四是BOT模式。BOT是build（建设）、operatc
（经营）和transfer（转让）三个英文单词缩写。这种融资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在国外兴起的主要依靠私人资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建设方式。其基本思路是由项目发起人从政府或所属机构获得某些基础设施的特许权，然后独立
或联合其他投资者组建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设计、建造、和运营，通过项目营运获得利润，偿还债务。特许期满后无偿或以极少价格转交东道国或地方政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采用BOT模式将大有可为。
除了以上的几种融资模式外，还有杠杆租赁、生产支付以及ABS等多种融资模式以及由这些基本融资模式所衍生出来的新的融资模式。要加快项目建设， 必须在紧紧依靠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的同时，着眼长远、着眼国际国内两大市场、着眼启动和运用民间资本，形成多元投资主体和多元融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解决项目建设中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项目建设真正落在实处。
扩大基础与整合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现实价值
（2004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 不仅对全党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全民族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扩大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整合多元利益、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扫清了思想和理论障碍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不断深化对这一重大问题认识的基础上，加强了以思想建设为先导的党的建设，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统一的领导核心，代表和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并依靠他们的支持，夺取了全国政权。
经过建国五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不懈奋斗，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革命的对象作为阶级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原来作为党的核心的无产阶级也早已不是革命时期的面貌。新的形势， 新的社会结构，新的奋斗目标，把一个迫切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党依靠谁来执政？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党的基本性质。这个性质决定了党必然以无产阶级作为自己执政的群众基础。这个基础的形成是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必然，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也不会否认无产阶级对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始终会把工人阶级作为党不可或缺的依靠力量。
但是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向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两个严峻的课题：
第一，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还存在吗？所谓无产阶级，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定义来讲，就是既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完全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群体。
在工业化时代，无产阶级因为与社会化大生产联系在一起，代表了先进生
产力的要求，因而革命最坚决、最彻底。但是，经过五十多年的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到2002年，全国城市居民家庭的平均资产已经超过20万元，而数以亿计的农民从革命之初就是小生产者而不是无产阶级。如果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来确定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这个基础只能越来越小。反之， 一大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科技工作者、民营经济管理者就会被排除在党的执政基础之外，甚至成为党执政的对立面。
第二，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最后的唯一的代表吗？无产阶级作为阶级而存在，是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但是，无产阶级不可能是先进生产力最后的、唯一的代表。在人类社会进步历程中，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曾经代表过先进的生产力，都曾经作为先进的阶级而做出过自己的贡献。而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生产力迅猛发展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群体，他们创造着先进生产力，要求发展先进生产力，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难以套用“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这一身份的。如果死守无产阶级先进的唯一性而漠视其他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或群体，同样会导致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萎缩。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破了对党的性质的传统理解，突破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阶级标准，代之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标准，这就使得党的群众基础得到最大的扩展，从而为党获得更广泛、更先进、更坚定的群众基础扫清了思想认识上的障碍。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解决多元利益格局下利益整合的法宝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程，是多元利益格局产生、形成并强化的历程。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的本质、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突破，全党、全民族思想的解放，特别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空前增长，使得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必然地导致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劳动价值论的重新认识和多种要素参与分配，必然导致利益取得方式的多样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必然导致收入水平的多层次性和差距的拉大。因此，多元利益格局已经在中国社会形成，而且会不断强化。
社会的多元利益主体，其利益诉求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的利益主体
之间必然存在利益上的差别、冲突甚至是尖锐的冲突。城乡群众利益不同，城市居民希望农产品价格越低越好，因为其生活支出少，收入含金量高；但农民则希望农产品价格越高越好，因为其收入可以增加，利益显然不同。投资者和被雇用的劳动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作为投资者，工人的工资越少越好，因为这样可以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但工人希望工资越多越好， 因为这样才能保障并提高其生活水平，获致更大的发展。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是经常的、现实的。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利益整合的问题，社会就将陷入无序甚至因为利益的尖锐冲突而引发社会动乱。世界上有一些国家虽然经济比较发达，但政局一直不稳，社会动乱频仍，固然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但利益的尖锐冲突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而且是谋求长期执政的党，不可能如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党一样，只代表特定集团的利益，并且在这些利益集团的支持下执政。整合全社会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在多元利益格局之下，作为执政党既要充分考虑投资者的利益，使其取得应得的利益并使其合法收入得到保护；另一方面又必须代表和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使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因此，城乡之间、投资者和劳动者之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有许许多多的利益冲突必须纳入执政党的视野，通过法律手段变成国家意志，把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在一个共同的根本的利益下整合起来，以此创造公平的机会、稳定的政治和健康有序的社会。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最广大的人民”是超越利益集团的，“最根本的利益”也是超越不同利益主体的具体利益的。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及其利益必须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下得到整合，有利于根本利益实现的就是要维护和发展的，不利于根本利益实现的就是要调整和扼制的。各个利益集团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最高目标和追求，必须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一个前提下发展自身的利益。谋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是党执政的目的，也是党整合利益的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为成功解决好利益整合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而且必将通过这一问题的解决推动中国社会的持续进步与发展。
三、扩大执政基础和整合利益的关键是解决好城乡统筹发展
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这种结构是中
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工业的必然选择，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二元结构已经成为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障碍。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虽然几经调整，但总体上呈现出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解决好城乡统筹发展，这既是扩大执政基础的要求，也是利益整合的关键。
在中国至今仍有8亿多人生活在农村，农民仍然是中国社会最庞大的群体。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正是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取得了全国政权。今天，也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赢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使其成为党的坚定支持者，才能巩固执政地位。但是，长期以来，在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中，农民始终处于被剥夺的地位。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损失了巨大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由于没有完成资本积累，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现在，城乡差别已经扩大到使农民难以承受的地步。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城市居民是农村的4～6倍；城乡居民享受的社会公共服务差距甚大，以卫生事业为例，国家卫生事业的总支出85%用于城市，只有15%用于农村；税赋负担差别明显，农民不仅要负担生产资料而且要负担办教育、办社会事业以及乡村干部的工资，而城市居民基本没有这些负担；社会地位和待遇差别明显，农民至今没有获得国民待遇，城市的下岗职工可以获得最低生活保障，不劳而获，农民却还要为公共事业出义务工， 在城市求职还要交纳几种甚至十几种费用。因此，有人形象地形容，农村的一切都在流失：农产品不值钱，农民的劳动成果在流失；种地没有收益，农民的土地在流失；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流入城市打工，农村的人才在流失。城乡差距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对改革、对党的执政地位发生怀疑。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党将会失去执政必须拥有的基础。
从利益整合的角度来看，城乡差别是不同利益主体利益冲突的集中反映， 城乡差别既有贫富差别，又有区域差别；既有生产力水平的差距，又有市场化水平的差距；既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又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差距。因此，城乡差别已经成为各种利益冲突的关键点，作为执政党，要实现不同利益群体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前提下的整合，首先和重点是解决好城乡差别和城乡利益整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第一位。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解决中国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新的探索。以统筹城乡发展为基础，实现区域经济、经济与社会、人与
自然、对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五个方面的统筹，必将使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得到有效的整合，必然使党获得更加广泛、更加坚定的执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