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现象及围观者心里探源
（1988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民族和社会感染上了这么一种流行性“疾病”： 某处稍有风吹草动，立即就会招引来众多的围观者。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似乎对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一面是穷凶极恶的歹徒在姿意施展淫威、而另一面却是众多的围观者无动于衷，心安理得地袖手旁观，有的甚至面临歹徒的挑衅而忍气吞声、俯首挨打、退避三舍。更可悲的是，在人头攒动的围观者中竟然有叫好者和嘲笑讥讽者。
有的悲叹世风日下，有的遗责围观者冷酷麻木，但总归是说说而已，既没能唤醒沉睡的良知，也无法治愈这社会肌体上的痼疾。我认为，正如模仿、流言等一样，围观已构成了一种群众性社会心理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有其社会渊源。就围观者来说，他们不但深受民族的和自身文化观念的影响，同时还受着社会时尚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好热闹是潜藏在我们国民性中的一种突出的本能
追本溯源，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很突出的社会化行为，那就是好热闹。欢度团圆年、喜闹元宵节、赛龙舟、舞狮子等等，哪一样不讲究个热热闹闹。就是死了人，也要热热阀闹，吹吹打打，这叫“白喜事”。至于生辰婚嫁大操大办，热闹非凡更不必说，简直是一种“国粹”。每逢喜事，总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敲锣打鼓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如果细究，生儿育女，我们讲究个子孙满堂；吃吃喝喝，我们讲究个热闹排场，尽管明知十四、五个菜吃不完甚至是一种浪费，但也爱这么做；就是我们民族在颜色上的选择，也格外青睐和偏爱带有喜庆色彩的大红大黄，古建筑物中以红墙黄瓦为多见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由此看来，尽管其他民族也在不同程度上有好热闹的属性，但我们国民的好热闹场面，追逐热闹的气氛则更显突出。
而我们民族这种好热闹的社会心理的一种主要外在表现形式恰恰是围观。围观正好迎合了人们好热闹的心理。也是导致围观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 根源还是我们国民性中好热闹的突出特点所
致的。
二、在围观这一特定情境和群体中，行为暗示起着明量的感染作用，而民族传统文化中明哲保身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共同促成了围观者无动于衷的心
理和群体行为
社会心理学认为，围观场面和围观气氛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情境，而围观者的心理反应是受这一特定社会情境制约的。尤其是当围观者中有一部分人面对歹徒的淫威而表现出惧怕、甚至退却的行为时，便构成了一种行为暗示， 而这种行为暗示又会很自然地传染给在场的其他围观者，其他围观者不由自主地甚至是无知觉地受暗示后，又无形地相互发生影响，以至最终构成了极大多数围观者或所有围观者无动于衷的群体行为。常常可以听到一些国观者事后谈及当时为什么袖手旁观时说，在场那么多人都不动手，我何必动手。这正是行为暗示起作用的一种极好印证。可以设想，如果当时有个别人或一部分人有“动手”的行为暗示，势必会使众多个“我”也会有意无意地动起手来，那将是另一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情境，现实中这样的现象并非没有。所以，行为暗示在围观这一特定情境和群体中对围观者的心理是起着明显的感染和引导作用的。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每个围观者都完全处在这种被动的受暗示之中。通常说，人的行动是受其思想支配的。正因为这样，那些长期以来积淀在围观者思想中的“明哲保身”一类落后文化观念的淤泥，是左右和抑制围观者行为倾向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我们这个民族，素来在倡导她的国民洁身自好、诚恳老实、安份守己：待人和善等美德的同时，也铸造了一些人与这些品德相邻近的心理， 那就是修身养性、不惹事生非，自扫门前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致到后来演变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极端自私的心理。这些也是“明哲保身”处世哲学的内涵和种种典型表现。“明哲保身”是围观者自我防御的一道厚实的思想与心理屏障。
三、“文革”动乱，膨胀了人们的围观心理，一些人养成的“好斗”恶习， 发展成一种非理性情感的宣泄
中国历史曾经一再高潮迭起过一系列的政治风云，多少人随之共沉浮。当代，我们又大大小小发动过无数次政治运动，掀起过“急风暴雨式”的高潮。运动一来，人们振臂高呼，口诛笔伐。尤其是“狂魔巨浪”般的“文革”，“大串连”、“大揪斗”、“炮轰”，人们发疯似地到处游串，街头巷尾围观现象触目皆是。这其中有好热闹的、有凑热闹的、有沉醉在狂热政治激情之中的、有渲泄内心不满的。就这样，围观心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满足，有的被扭曲成变态心理，甚至觉得不过瘾，不解渴，不解恨（一种莫明其妙的恨）。一些人
“好斗”的恶习便由此而滋生起来。
因此，现在这种愈演愈烈的围观现象可以说是“文革”的一种遗风。围观者的心理是奇妙的。围观者并不能通过这种围观行为象抢购物资一样获得什么， 但他们总是毫不迟疑地介入了围观人群，有的人甚至热衷于参与这种围观，.其中除了一部分人是受好奇、好热闹、好传播“新闻”的心理驱使外，不能不说还有一部分人的内心是受一种好斗恶习的刺激，尽管他们的确不能从中得到什么，但他们的心理却在一种偶尔的情况下得到了满足。
四、社会机制不健全，造成好人不敢行好事，惧怕心理突出
实事求是地说，围观者中并非个个麻木不仁，他们当中也不乏一些有正义感、同情心的血肉之躯。但是，事实上他们仍然退却了。究其心理轨迹，正如他们自己说的：有时我们也真想上前去制止，可转念一想，如果大家不响应我， 如果事后那些亡命徒找我报复，我怎么办？谁保护我？如果我在制止过程中因为搏斗而受伤，甚至重伤或致残，是不是也会象报纸上所报道的某些人那样连医药费也没处出，最终落得个好心没好报呢？
不能说有这些想法的人都是低觉悟的，应该说这些想法反映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还没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有效的社会机制。社会在有效遏制亡命之徒图谋报复行为方面还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制止措施和惩罚手段的行使也往往只能趋后，而不能超前。尤其是社会对那些挺身而出与歹徒英勇搏斗或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人解围的勇士们，大多停留在一般性的精神奖励上，根本没有想到或不敢给以物质上的奖赏。这与我们向来认为仗义勇为、除暴安良、舍己救人是一种高尚道德品行，而很难说是一种贡献的民族文化观念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在某些陈腐观念看来，对高尚道德品行予以金钱奖赏乃是一种沾污和亵渎，这就给社会上一些人钻了文化观念上的空子，把它作为一块厚实的“挡箭牌”和锋利的“长矛”，如果哪个勇士致残需要物质上的帮助，他们就会嘲笑和挖苦，或者相互踢皮球，这就极大地挫伤了包括勇士们在内的人们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