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抗灾精神留下来
（1992年）
特殊的情形或条件下，能够产生一种特定的精神风貌。1991年夏季，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从天而降。面对这突如其的滔滔洪水，灾区人民精诚团结， 共赴时艰，展现出平时很少见的崭新的精神风貌，一时间，平常那些遇事推诿、拖拖拉拉的作风不见了，干部群众以及上下级之间的所有隔阂疙瘩被洪水“冲刷”掉了，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争名夺利的现象也好转了，党群之间、上下之间、条块之间、人与人之间，到处是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一幕幕感人肺腑的“龙江颂”，一幅幅战天斗地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景象，这就是生动的“抗洪救灾精神”。
然而，随着惊涛骇浪的过去，这种可贵的抗灾精神又渐趋衰退，甚至烟消云散了，一些“旧病”又开始复发，卷土重来了，社会因此又呼喊出“让抗灾精神留下来”的渴望。这不禁使人联想起90年那撼人心旌的“亚运精神”，当亚运圣火熄，“亚运精神”便基本上随风而逝，昙花一现了。如何使这类情神风貌留下来，转化、渗透到人们平常的活动中去，广泛持久地延续下去，发扬光大，这既是社会选步与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大众的一种渴望，应当积极地进行探索。
其一，应当“时而温习之”。大凡一种精神风貌的出现，都会热闹一阵子， 各种宣传舆论也是开足马力，渲染得沸沸扬扬。可是，时过不久却又一下子冷清下来，成了昙花一现的东西。热一阵，冷一阵，这似乎己经成了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规律。久而久之，人们对这种精神的呼唤也就麻木了，期望值萎缩了。应当说，特定精神风貌的衰退除了因为其赖以存续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等原因外，舆论环境不理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在宣传舆论上应当保持一种“恒温”而不是“高温”，应当创造条件让人们时常能够“温习之”。可以把这些精神编印成书，编播成影视等，通过各种新闻媒介，进行适时的宣传， 让人们经常可以感受到这些精神还“活”在周围，勾起人们的记忆，唤起人们惜之、爱之的感情，而不是让人们淡忘它，甚至产生久违的感觉。
其二，应当引导人们向着伟大而真实去追求。雨果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世界上有两种东西能引起人们的热情，一个是向着伟大，一个是向着真实。“亚运精神”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正是因为爱国主义的崇高感情起了很大的作
用，“抗灾精神”的出现，则是集体主义、革命人道主义观念和社会主义大家庭意识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都是一些伟大而真实的因素。我们理应在这些方面多做些文章，引导人们从根本上培育起伟大而真实的情感、向往和追求，只有这样，延续特定的精神风貌就有了扎实的基础，只要社会需要便会适时地再现。
其三，应当努力培育、铸就出时代精神。正如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一样，每一个时代也需要一种精神来支撑。但是，现在充竟什么是时代精神，知之者恐怕不多。曾几何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应当把诸多特定的精神风貌提炼、升华为当今的时代精神，使它们能够基本稳固下来，从而使整个时代背景作为这种精神风貌赖以存续的条件。当这种特定的时代精神一旦培育和铸就， 便能渗透和转化到人们日常工作活动中去，也就实现了人们渴望那些特定的精神风貌留下来的意愿。
“抗灾精神”也好，“亚运精神”也罢，我们再没有理由也绝对不希望她来去匆匆。我们的党风、社会风气要得到好转，这些精神是一种推动力，甚至本身就带来了一种好的党风和好的社会风气。留下来吧！这是时代、社会和民众的声声呼唤。
用人不正之风的走向及防范
（1994年）
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是一种历史的政治和社会现象，在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与特点。过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风以及“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家天下等现象是封建时期历代统治阶级用人的普遍风气。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看，一方面我们党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公道正派、五湖四海的用人思想，积极排除与防范各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但是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用人不正之风又屡禁而不止。在革命战争年代，敌我斗争的严酷性、对抗性曾一度使得阶级论、成份论的份额扩大化，狭隘的“阶级眼光”和左的用人思想，使得用人上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表现较多；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用人权的高度集中，又曾使得以“恩赐”型或“分配” 型为特征的诸如封官许感、以恩报德以及亲亲疏疏等表现突出；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运作，过去在计划经济襁褓中孕育出来的用人上的一些不正之风，又有了新的方向与演变，呈现出新的形式与特点，突出表现为以互惠互利为特征的“交易”型的用人不正之风正在悄然滋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要重点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不正之风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的矛盾，切实有效地防范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一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它促使整个社会以及人们的经济利益结构出现新的组合，促进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其中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而消极的一面已经给用人问题带来了新的挑战与考验，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使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以新的形式和特点突现了出来。
一是权权交易。权力被有的人玩于掌心，哪个干部“上面”有关系、有背景，便“朝中有人好当官”，这次我安排你的人，下次你得抬举我的人，这叫投桃报李，相互回报，配合默契。结果你好我好大家好，皆大欢喜，于是，“官官相护”又有了一种新的演绎。在这里，权力成了一种商品，被一些人用于“官场”，进行流通与交换。
二是权钱交易。这是近期滋长并日趋突出的问题。有的人一切向“钱”看， 见钱眼开，利令智昏。有的人甚至置党的原则于不顾；拿着“乌纱”待价而沽，
出现了“要想富，动干部”的新信奉。于是，有的求官者不惜本钱在领导身上“投资”。由“意思意思”些土特产之类，发展为跑“部”“钱”进，权钱交易一拍即合。在这里，权力成了一些人特殊独有的“资产”，通过不正当的交易，达到财富再分配的目的。
三是权情交易。权情“联姻”表现为这样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感情用事”。即因个人的喜怒好恶而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干部的升降去留，“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禄”。第二种是“人情作祟”。姑舅姨叔“情面难过”、同学同乡“情义无价”，更有那些老领导、老战友岂敢“薄面”， 各种复杂的人情关系，象一张无形而巨大的网。“剪不断，理又乱”，因挣脱不了而陷入“情网”。第三种是“情绪作怪”。有的地方和单位，用人是“排排坐，吃果果”，把职务安排作为一种特殊的“奖金”或奖赏分配大家，以此安抚人心，照顾情绪。在权情交易过程中，权力成为人际关系的一种润滑剂和平衡码。
在诸种交易形式中，还有一种权色交易，即以自身的美色或通过他人的美色作为牺牲品，以达到“封官进爵”的目的。这种权色交易虽不多见，但有一定的隐蔽性和破坏性，也不可等闲视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用人不正之风，虽然在表现形式和实现的途径、手法上五花八门，但其本质特征却是基本相同或相似的。
特征之一：趋向直接公开。过去用人不正之风的通常表现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显得间接隐蔽；求官者多半只是吹吹“枕边风”，刮刮“人情风”， 拐弯抹角，或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已，用人者也就心领神会，心有灵犀一点通。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的公开竞争性被一些人扭曲，现在，已演变成公开要官甚至“闹”官，直接了当，毫不讳忌。
特征之二：趋向权力物化。如果说，过去用人上的问题更多地是认“人” 而不认原则的话，那么，已有迹象表明，往后更多地是认“钱”而不认“人” 或认“钱”而不认“原则”，钱物的驱动作用日益明显。“要想富，当干部” 实际上是权力被变卖了。它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不但有价值，而且有使用价值，可能被有的人用来出卖和交换，成为生财之道。权力的功利性和商品化，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不正之风的新情况和新特点。
特征之三：投机性趋大。市场经济冲击、荡涤着人们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使人们对人与事物的看法更趋多元化。有的看重开拓型的干部，
有的器重稳健型的干部，而有的又偏爱协调型的干部，还有的喜欢主见型的干部等等，这种多元差异性给那些用人动机不良的以可乘之机。活跃点的，可以说他咋咋呼呼，不稳重；沉稳点的，可以说他四平八稳，开拓精神差；有主见的，可以说他专断不民主，矛盾多不善于协调关系团结人等等，表现出很大的因人而异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这种主观随意性和用人标准上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用人上的投机性和机遇性的增大。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用人不正之风，既是以往不正之风的种种延续、演变和发展，潜在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同时更是与市场经济特有的一些属性、规律密切相关，有着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
一是传统文化意识的误导。长期以来，估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官本位” 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评判、估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社会地位往往是以“当官”、“进仕”为最高的标尺。即使现在，各行各业、各种门类和人员，也常常是按照划一的行政级别来比照、确定他的规格、待遇等等。久而久之，“学而优则仕”、“官为贵“等传统文化观念千百年来一直潜移默化地笼罩乃至禁锢着人们，成了巨大的人生和社会价值取向，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无意中强化着一种“官念”，那就是“官”宗耀祖、有权就有一切。这种被扭曲了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导致一些人对权力的顶礼膜拜和不择手段的追逐，一些有权的或没有权的都在这一传统文化意识的误导下为不正之风推波助澜。有权的则“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满足别人正当或不正当要求的同时，满足自己的表现欲和支配欲。而没有权的，则千方百计挤向“独木桥”， 不择手段谋一官半职，以致于正门不通走偏门，前门不行走后门。所以，千百年来“官贵民贱”、“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文化观念的误导，以及现实中这种观念又一再被维护和强化，是用人不正之风滋长的文化根源。
二是经济物质利益的驱动。一位哲人曾经说过：在人们的每一个动机后面， 都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它的经济根源就在于对于一些人来说，权力能够增值循环，即“升官”能够“发财”，发财最好当“官”。尤其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条件下，不同社会集团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一些收入编低的失去了心理上的平衡，为了寻求到一种新的心理上的平衡，得到心理上的某种补偿，于是权力便被某些人视为改善自身利益结构、经济窘迫处境以及寻求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门道，经济利益和物质满足，在某些人
的眼里成了“挡不住的诱惑”。有的为了官和钱，把党的用人原则带进市场， 拿来出卖交换，换取廉价的经济利益和物质享受，把权与利、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变成了金钱和商品的关系，这是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
三是市场经济滞后的空隙。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用人不正之风，并不是因为搞市场经济才随之带来了不正之风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市场经济还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发育不完备、运作不健全和配套不规范等大量问题使之有隙可钻。比方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但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等问题在一些地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脱节状况便留下了一些空隙，使一些人有了可乘之机。再比方说，市场经济强调公平、公开、民主、竞争等原则，但体现这些原则精神的相互配套的政策措施又很不健全，结果这种脱节又使市场经济的一些原则要求不能到位，出现真空， 也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等等。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滞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负面性又在不断地起着消极作用，本来在经济领域运用的一些原则被不恰当地引人政治领域，渗入到干部人事工作之中。由此看，市场经济的相对滞后以及相关配套政策、法规的不到位，加上市场经济负面性的作用等等，使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得以繁殖并游刃有余。
四是社会不正之风的反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是党风不正的主要表现。而党风与社会风气两者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对党内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无疑构成了很大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突出表现为：一是庸俗的人际关系学的影响。社会上很有市场的一些处世哲学，比如“多裁花、少栽刺”的好人主义，无礼不办事、有礼乱办事的“礼尚往来”，公章不如私章、原则不如老乡等等，这种腐俗的人际关系学对用人问题有直接的影响。二是扭曲的社会价值观的作用。当前社会价值观的扭曲，主要体现在自我意识的膨胀和社会道德的滑坡，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主观为自己， 客观为他人”、“人都是自私的”等等，这种以自我价值的实现为特征的社会价值观实际上给用人不正之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是奢侈的生活方式的冲击。时下，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相互攀比，讲派场、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一掷千金、比富斗富，这股歪风和这种奢侈没落的生活方式，使有的干部惊羡不已， 愤愤不平，心理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他们迫切需要改变这种窘迫和尴尬，于是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恰好使这种心理需要得以满足。由此看，社会不正之风的反弹，是使党内用人不正之风蔓延的又一个主要原因。
三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用人不正之风，与以往不同时代条件下的用人不正之风， 既有不同表现又有内在联系。如何防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不正之风的滋长蔓延，既要用老办法，更要有新思路。我认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这是积极有效的途径。那么，从用人者和用人工作本身来考察，突出应该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优化用人者的素质结构。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究其根本问题还是出在用人者本身，正是因为用人者本身主观世界改造不彻底，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才使得用人不正之风得以滋生蔓延。那么，从用人角度来看， 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者究竟应该具备哪些素质要求呢？一是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这是对用人者素质要求的核心内容，也是用人者自身人格的一种塑造。二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要敢于同那种多裁花、少栽刺的好人主义，“公章” 不如“私章”，原则不如“老乡”等不良风气作不留情面的斗争。三是思想解放，观念适应。用人者要适应形势的变化与要求，转换脑筋，树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下正确的用人观。四是严格自律，廉洁守纪。用人者要有很强的自律精神和慎独意识，不能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在干部问题上要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严守机密，不跑冒滴漏，不讨好买乖。五是虚怀若谷，淡薄名利。用人者不能计较个人名利的得失，而应该考虑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得失。六是尊重民意，发扬民主。一个合格的用人者，必须有很强的群众观点和民主意识，善于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用人上的失误。七是忠于职守，甘为人梯。用人者尤其是各级组织部门的干部。要有崇高的思想境界，要有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要有一股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职业革命者。这里所概述的56字要求，构成了用人者的基本素质结构，也是全面提高用人者素质的基本内容和基本途径，只有通过全面提高用人者的素质， 才能把各级领导班子和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建设成防范用人不正之风的坚强“战斗堡垫”。
三是建立用人责任风险体系。用人不承担相应的风险，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结果是“用好用坏一个样”，既没有激励机制，又没有风险机制。市场经济是以求利性为原则的，它追求最大利润，实现最大效益，用人不正之风的出现，正在于它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没能纳人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在新的
时代条件下，用一个干部要象上一个项目一样，要看效益，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风险，要把责任风险贯穿到用人的全过程。首先，在干部推荐环节上，实行谁推荐谁负责，谁担风险，可以填写干部推荐登记卡，记录在案，不能一推了之。在干部推荐问题上，我认为，不宜搞领导直接点名式的推荐，领导一般只提出某个岗位需要配备干部，或需要什么条件的干部，然后由组织部门物色人选并进行考察。其次，在干部考察环节上，如果是因为考察失实而导致用人失误， 要追究考察人的责任。再次，在干部任免环节上，也不能搞“集体研究，集体负责”，要让每个人填写意见卡，有据可查。总之，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以建立任用干部责任单，责任单上表明推荐人、考察人、主要领导的意见态度以及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结论、评价等，建立起一个融推荐、考察、任免为一体的风险责任链，做到环环有人负责，有人承担相应的风险。
四是转换干部管理体制。长期以来，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应该肯定，它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并且发挥出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种干部管理体制的弊端也就日益暴露，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干部配置优化性不够。“包办婚姻”较多， “自由恋爱”较少；二是干部流动灵活性不大。指令性流动较多，个人的一些特点、长处等发挥较少，以致用非所长现象展见不鲜；三是干部岗位竞争性不强。公平竞争上岗较少，“相马”替代“赛马”较多；四是干部使用公开性较差，这种干部管理机制显然与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应当加以转换，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和深度，充分体现出市场经济公平、公开、民主、竞争、灵活、高效、最优化和法制化等特点。第一，要打破单一的于部委任制，建立起一个由任期制、选任制、考任制、聘任制、试用制、聘用合同制等多种形式的干部任用框架，注人竞争机制；第二，加快用人立法步伐，实现干部管理法制化。用人要立法，这不仅是堵塞用人不正之风的需要，而且是服务于法制经济的需要。中发（1986）4号文件规定的选用干部程序要法律化， 明确规定违犯了程序就是违犯了法律，要围绕已经出台的《国家公务员条例》和《党的机关工作者条例》，尽快建立和亮善领导干部任用的职数立法、任用的程序立法、任用的责任立法等，通过严密科学的用人法制建设，实现干部人事管理工作有法可依，从根本上铲除用人不正之风滋生蔓延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