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己有耻 有所不为
众所周知，顾炎武是明末遗民，年轻时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但在南明弘光、隆武政权中，顾炎武不断受到排挤而不能一展才华，而且他亲眼见到大批明朝官员奉表降清。对此，他讽刺道“不是长干轻薄子，如何歌笑入新丰”，责詈他们如浪荡子一般毫无廉耻，全然不念国仇家恨，投敌求荣，纵欲享乐。
顾炎武所遭受的家国之难，直接而重要的导火索，就是明末士绅集团的胡作非为。他们一方面大肆兼并土地，兼营工商以牟利， 一方面隐匿财产，拒不纳税，将沉重的赋役转移到平民百姓头上，即使在明朝内忧外患之际亦不肯拔一毛。对任何想触动其特权利益者，他们极力阻挠、打击。如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大大开罪了他们，甫一去世，他们就疯狂反扑，打击支持改革的官员，对张居正进行污名化。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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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们还将维护自身特权说成是“为民请命”“以天下为己任”，以此混淆视听、蛊惑人心。
对于这些败坏之象，顾炎武将其总结为 “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但凡掌握权力就竭尽贪腐之能事；并进一步指明其缘由：“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日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讲求道义、以民为本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诵读经典的士大夫们只是将其停留在口耳之间，而实际上用作求得富贵的阶梯，如此不仅导致官场的腐败，也使得社会风气不可遏制地糜烂下去，最终民心涣散，政权土崩。在顾炎武看来，维持世道人心固然需要经济、制度的支撑，但也需要道德的规范与引领。他说： “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 ，其源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知耻则能自觉羞愧， 自觉羞愧则能恪守礼义，恪守礼义则能有所不为。士大夫阶层是权力与道德的承担者，更须行己有耻，如此才有可能建立民心所向的政权。
顾炎武的《与公肃甥书》写于清朝统治基本确立之时。顾炎武给仕于清朝的徐元文去
此信，特地讲“激浊扬清”，自然是希望他在为清朝选拔人才时能辨别正邪、黜陟幽明。虽然他 自 己始终坚守气节，不肯臣服于清朝，但仍希望俊杰在朝，根本原因是他始终心系道义与天下苍生：由无耻之人操弄权柄虽不利于清朝的稳固，但道义蒙尘，百姓罹祸，岂不是更为可怕？